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为中非友好合作关系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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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为中非友好合作关系奠定坚实基础


钟非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型外交的最高决策者和主要奠基人。在周恩来的参与和协助下,他所主持制订的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大政方针,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高度统一的原则。他把支持世界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作为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并以此作为观察世界形势、识别国际敌友、处理对外关系和进行外交决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他“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在不同时期的国际斗争中均力求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正是在毛泽东这一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经由周恩来创造性地主持的外交实践,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从诞生之日起就以独立自主、热爱和平、伸张正义、反对强权的崭新风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并在世界人民反帝反殖反霸事业中始终昂首于历史潮流的前沿,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日益觉醒,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迅猛发展,强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新中国的诞生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她顶住美帝纠合一些西方国家所推行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乃至军事威胁而巍然挺立,又进一步鼓舞了被压迫民族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意志,有力地推动着亚非拉广大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高涨。而亚非拉人民的英勇斗争所给予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日益沉重的打击,对于百业待兴的中国人民,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有力支持。面对这一形势,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亚非拉地区正在掀起直接打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革命风暴。毛泽东向以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为毕生己任。他坚信“受压迫的人民自己总是要起来的”,“帝国主义总是要被打倒的”,并据此殷切地期待“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人民,在争取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共同努力,争取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基于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性质和任务的科学分析,他还深刻预见到,正在从这场革命风暴中崛起的第三世界必将成为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有生力量和可靠同盟军,并进一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认定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与之有着兴衰与共、唇齿相依的紧密关系。这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作出“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我们都必须给予积极的支持”这一战略决策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为此,中国人民不吝作出必要的民族牺牲。在这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得到了有机的结合。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毛泽东历来认为“帮助是相互的”。他对来访的亚非拉朋友坦诚表示,“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相反“因为你们站起来了,我们就得到了帮助”。因此他大力主张,并领导中国人民认真实践“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这些毛泽东所一再强调并贯彻始终的正确原则,不仅成功地指导了中国的外交实践,而且在亚非拉各国得到广泛传播和积极响应,成为他们相互支援、团结战斗、克敌制胜的有力武器。
    60年代,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亚非拉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空前高涨,许多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取得独立,走上和平中立的道路,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并随着自身的发展壮大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70年代的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重大变化。美苏争霸加剧,且其总的态势已由美攻苏守变为苏攻美守。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从国际斗争的实际出发,为了适时调整国际统一战线的内涵,对“三个世界”及时作了新的战略划分。他在1974年2月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毛泽东的“三个世界”战略及其发展,在我国当时的外交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推动了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蓬勃开展,对于阻遏超级大国的争霸野心和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遵循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正义斗争,给予了热诚的支持和力所能及的援助,同亚非拉绝大多数新兴国家建立了团结战斗的友好合作关系。

    二

    在战后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不断高涨的形势下,特别是1955年亚非会议以后团结反帝的万隆精神广为传播,深入人心,受尽奴役、压迫、掠夺和屈辱的非洲人民也进一步觉醒了。各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政党、各种政治组织、群众团体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为了尽早挣脱殖民枷锁,它们积极组织群众,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斗争,有的还被迫拿起武器,毅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并彼此呼应,相互支持。被称为“黑暗大陆”的非洲,终于真正地破晓了。战前的非洲大陆,只有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3个独立国家。1951年,利比亚成为战后第一个赢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到了万隆会议以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则由北至南涌向高潮。先是北非的摩洛哥、突尼斯通过武装斗争迫使法国殖民当局相继承认它们独立,而阿尔及利亚的武装斗争则发展到非洲最大的规模。与此同时,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苏丹,也冲破半个多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迎来了独立。随后便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加纳、几内亚等国率先赢得独立,并推动了60年代初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全面高涨。到1963年非洲统一组织成立之际,非洲已有31个独立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和代表得以聚集一堂,共商本大陆进一步团结反帝的大计。非统组织成立伊始,就以根除非洲大陆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为根本宗旨和首要任务,并在随后30年的战斗历程中,为促进非洲团结统一,完成非洲大陆非殖民化历史任务,反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和帮助非洲新兴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政治独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对于非洲大陆这种可喜的形势发展,毛泽东先后多次给予高度评价,高兴地指出,“整个非洲大陆现在都处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浪潮中”。他对来访的非洲朋友说:“你们非洲很有希望,全世界人民都注视着你们起来。”“把非洲国家当作势力范围,这种过去的老规矩,不行了。”“不管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或者还没有获得独立的国家,总有一天是要获得完全彻底的独立和解放的。整个中国人民都是支持你们的。”毛泽东支持非洲民族解放事业的鲜明态度和坚定立场,给予斗争中的非洲人民以极大的鼓舞。随即,周恩来受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人民的委托,于1963年底至1964年初,作为中国总理首次集中地对一系列非洲国家进行了正式访问。他出自实地观察的感受,情不自禁地为非洲的觉醒发出了由衷的欢呼:非洲已是一个觉醒的大陆、战斗的大陆,在非洲大陆的辽阔土地上,自由的晨曦已经升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在这次历史性的非洲之行期间,中国总理还庄严宣布了我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这些原则,总结了多年来我国对非工作的经验,符合非洲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及发展经济、建设国家的需要,赢得了非洲国家广泛的赞赏和欢迎,并作为我国对非外交的指导方针,在长期的执行过程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些原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联合反帝战略在处理中非关系中的正确运用和全面体现。
    帝国主义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非洲各国人民争取解放、捍卫独立的道路并不平坦,他们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以至鲜血的代价。在前进的道路上,非洲人民所面对的,不是宗主国设下的种种政治欺骗陷阱,就是敌人残酷的军事镇压。历史的进程还表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既曾面对老殖民主义者的垂死挣扎,同时又受到新殖民主义者乘虚而人的威胁,而对后者尤需提高警惕,认真防范。战后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曾力图取代老殖民主义者。继后,苏联出于同美帝争霸的需要,披着“天然盟友”的外衣,也在非洲到处伸手,攫取势力范围。地处非洲心脏的刚果(今扎伊尔),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和得天独厚拥有丰富的战略资源,尤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各种势力为之垂涎。仅这个国家的人民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统一和主权的进程中先后所经历的种种遭遇,就典型地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在非洲为非作歹及非洲人民奋起抗击的全景缩影。其他非洲国家也都或多或少遭受两霸争夺之害。然而,正如毛泽东所预见和期待的那样,作为第三世界重要组成部分的非洲大陆各国,在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始终以其坚毅的意志和团结战斗的精神,历经艰险而不屈,终为世界人民联合反帝反殖反霸的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非洲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进程,再次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世界是被压迫人民的,压迫者是没有前途的”,“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等光辉思想无比正确。他在接见非洲朋友时热情鼓励说:“非洲各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他们正在一天天觉醒起来,决心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尽管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甘心失败,会继续破坏、捣乱,但是非洲人民的斗争前途是光明的,整个非洲是一定会取得彻底独立和解放的。”同时也谆谆告诫他们“没有困难不能前进,不要被困难吓倒,特别是困难来的时候要顶住。”这些精辟论述,被斗争中的非洲人民所深刻理解,对于激励他们面对强大敌人坚持斗争,总结经验,提高斗争水平,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三

    遵循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非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始终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必要的支持。特别在非洲有关国家人民的斗争处在关键阶段或面临困难的时刻,中国总是满腔热情地给予政治上、道义上的同情和声援,及时有效地予以外交上的配合和支持,而且随时尽力地满足他们为开展斗争所需的种种要求,通过各种渠道提供实实在在的物质援助,克尽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1956年在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抗击英法武装侵略的斗争中,中国政府严厉谴责英法侵略行径,给予了埃及有力的声援。毛泽东对此曾亲自过问,并指示:我们在经济上援助埃及的方针应该是大力的、无偿的,它需要什么,凡是我们办得到的,一定要送去。对阿尔及利亚人民抗击法国殖民者的武装斗争,毛泽东于1960年5月接见阿临时政府代表团时明确表示“我们只要有可能就支持你们,不仅是在道义上,而且在物质上,如果武器能运到也可以支持。”根据这一方针,在阿尔及利亚7年半的武装斗争期间,尽管我国自身建设任务十分繁重,经济并不富裕,仍向其先后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武器装备和一般物资等无偿援助。1962年,为解阿尔及利亚刚刚赢得独立后的燃眉之急,除原定应对方要求允供的其他物资外,毛泽东还毫不犹豫地指示,将9000吨进口小麦直接转拨阿方。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人民反对殖民统治和白人种族主义的斗争,中国同样予以深切的同情和积极的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曾严厉谴责和揭露新老殖民主义者合伙谋害刚果(利)民族英雄卢蒙巴及颠覆其合法政府的罪行;协同众多非洲独立国家一起有力地声援了几内亚反击雇佣军的入侵。为了支持非洲人民反对白人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歧视政策,中国于1960年7月就作出了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发生任何直接间接往来的决定。随着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逐渐向南转移,7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和人民重点加强对葡属殖民地和南部非洲人民武装斗争与群众运动的支持,向几内亚比绍、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纳米比亚以及南非等国民族解放组织无偿提供财力、物力、武器装备乃至人员培训等多方面的援助,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地区民族解放事业的发展,为非洲大陆最终完成非殖民化历史任务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取得政治独立以后,长期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畸形经济结构仍严重束缚着非洲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更有甚者,它们还继续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控制、剥削和争夺。因此,摆脱对原宗主国的依赖,抵御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以“援助”为名进行的渗透和扩张,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和捍卫独立成果,并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便成为非洲国家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没有经济独立,政治独立是“不完全的”、“不可靠的”。不少非洲国家领导人对此深有感触。出于支持非洲民族解放事业的真诚愿望和反帝反殖反霸的战略需要,毛泽东对非洲国家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也十分关注,就非洲国家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针坦诚地发表意见,并主张积极提供必要的援助。他一再告诫非洲朋友,“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帝国主义还是要整你们的。”他还指出,“有暂时困难时,搞点外援也是必要的,但主要来源和依靠是国内人民”,“自己为主,外国援助为辅”,中国提供援助也只能“解决部分困难,而且这种解决是临时性的,不是基本性的”。为了切实有效地帮助非洲国家发展民族经济,毛泽东亲自确定我国的援外方针,规定了平等互利、不干涉内政、不谋求特权、不附带政治条件、不造成受援国依赖等一系列体现国际主义援助的基本原则。毛泽东还强烈反对把援助当成单方面“恩赐”的错误观点,一再告诫我们的同志要警惕和防止大国主义。为此,他还诚恳地请求受援国领导人帮助严格督促我们的援外人员。为了增强非洲国家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能力,他一贯主张不仅要帮助友好国家完成建设项目,而且一定要使受援国人民学会掌握全套技术和经营管理,训练好当地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我国援外“八项原则”就是在毛泽东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发展而形成的。在“八项原则”的指导下,长时期来我国帮助非洲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主要方式是,提供长期无息贷款,为有关国家援建社会经济发展所急需的项目,并且充分体谅它们的困难,到期贷款如无力偿还,还可视情协商延期,或改变偿付方式,从不逼债。即使在中国自己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也总是从非洲人民的需要和国际斗争的全局出发,从不推卸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援建坦赞铁路就是突出一例。这是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求助于西方大国和苏联均遭拒绝以后,毛泽东亲自拍板由我国毅然承担的项目,也是中国援外耗资最多、规模最大的项目。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协同坦赞两国员工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施工,中方59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这条铁路的建成,对坦赞两国经济发展和支援南部非洲尚未独立国家的解放斗争,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作为中非友谊的象征受到非洲人民的一致赞颂,并被亲切地赋予“自由大铁路”的誉称。毛泽东援外思想在非洲的长期实践,不仅有力地加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团结与合作,促进了双边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而且也为发展中国家相互开展南南合作树立了典范,为他们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反对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联合斗争,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四

    中国和非洲国家同属第三世界。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共同的斗争任务,使我们在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中始终利害一致,命运相连,一贯相互同情,彼此支援。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援助总是相互的。中国在克尽国际主义义务、责无旁贷地支持了非洲的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的同时,也同样得到了非洲国家有力的支持。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怀,广大非洲国家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毛泽东曾风趣地说:“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们也不会忘记,对于我国平息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西方国家乘机大肆向我国施加政治压力,实行经济“制裁”,而非洲国家则普遍持同情、理解和支持的态度。当时不顾西方压力首先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和外长都来自非洲。在最近几次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我国接连挫败西方国家借口人权问题提出的反华提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了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近几年来,非洲国家在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经济困难加剧,台湾当局则乘机施展“弹性务实外交”,频频向非洲各国发动“银弹”攻势,力图用金钱换取所谓“国际生存空间”,并以此破坏中非关系,但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能深明大义,顶住诱惑,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支持中国统一大业,维护在长期共同战斗中同我国结下的深厚友谊。1993年1月,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萨利姆就中非关系发表评论说:中国同非洲国家有着悠久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中国一直站在非洲国家一边,给它们以具体的物质支援。在发展经济的事业中,中国同样给非洲国家以必要的支持。中国一直理解独立的非洲国家战胜困难的愿望。他的这番评价表达了非洲人民的共同心声。无论是非洲国家在国际斗争中对中国的真诚支持,还是非洲领导人对中非关系的称颂,都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毛泽东关于联合反帝反殖反霸的战略思想及据此制定的有关方针政策,在我国对非外交的实践中的确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为培育中非友谊和发展中非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随着国际、国内和非洲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政府在坚持贯彻毛泽东外交思想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不断从实际出发,就对非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充实,使之符合非洲现实和中非关系健康发展的需要。我们在原有对非关系“五项原则”和援外“八项原则”的基础上,又相继于1983年和1992年,在我国领导人访问非洲国家期间,进一步宣布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四项原则和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处理同非洲国家关系的六项原则。“六项原则”和“四项原则”,作为对60年代初提出的“五项原则”和“八项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同样体现了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有关对非工作的基本精神。政治上依然首先着眼于“支持非洲各国为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和发展经济所作的各种努力”。与此同时,针对西方大国露骨干涉非洲国家内政、力图通过强加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模式把非洲纳入西方轨道的霸权行径及世界向多极化格局发展的形势特点,还突出强调“尊重非洲各国根据自己国情选择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及“支持非洲国家作为国际社会平等的成员,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努力。”经济上,则在继续根据援外“八项原则”力所能及地向非洲国家提供必要援助的同时,大力倡导和积极开拓经贸关系的多样化,通过贯彻“四项原则”开展互利合作,着眼共同发展,为中非友好合作关系在经济领域里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自80年代末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战后最深刻的变化。旧的世界格局已被打破,新格局的形成尚需时日。在新旧世界格局转换过渡的动荡时期,广大非洲国家面临着新的严峻挑战,但仍然是一支重要的国际力量。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面对国际上出现的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和非洲国家依然休戚与共。为了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权益,争取建立一个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我们更需要相互同情,相互支持,更需要紧密团结在一起。加强同包括非洲在内的第三世界各国的团结与合作,将永远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在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实践中必将得到继续和发展,并继续指导我国的对非工作,确保中非友谊永葆青春,推动中非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8期,摘自《外交战略家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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