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的《创业史》是怎样创作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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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的《创业史》是怎样创作出来的


薛保勤 

    10月下旬,陕北,从吴堡县城出发,车沿着大山的夹缝蜿蜒行驶两个小时,我们来到吴堡县张家山镇寺沟村。这里是著名作家柳青当年生活的地方,是曾被外国人称之为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的陕北高原最为贫瘠的一隅。
    站在柳青故居的窑洞前,脚下是乱石密布。极目远望,目之所及皆为皱纹密布的山。当年,少年柳青,就是从这里,一步一步走出大山的。
    我的视线被那些深深浅浅的脚印所牵引。我看到他怀揣着追求知识、追求文明、追求真理的梦想,从这里走进县城,走到榆林、走到西安、走到延安、走到东北、走到北京;我看到他苦心研读、投入学潮、编辑杂志、参与土改、忘我工作、笔耕不辍;我看到他从一个陕北娃娃最终成长为有着坚定信仰和文化担当的作家。最初,是理想引领他走出大山,投身革命,投身文学,支撑着他从中国最落后的乡村走向最发达的城市,他却没有就此打住。理想,又引领他毅然走出京城,回到陕西,落脚农村,一待就是14年。这14年,他像老农民一样活着,汲取大地的营养,提炼生活的精髓,把握时代的脉搏。他与乡亲们水乳交融,他说:“我就是农民。”后来,这个“老农民”写出了具有史诗品质的《创业史》。他用自己的行动印证,火热的生活就是文学艺术的源泉;他用自己以人民为本的文学追求,丰满着自己的人生。
    柳青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这句朴素的名言至今仍在广为流传。在柳青的人生道路上,他的“走出去”与“沉下来”,告诉了我们“紧要处”的内涵。
    1952年,执着于从生活和大地汲取养分的柳青从北京来到陕西长安皇甫村落户,扎根农村,扎根人民,开始了他的劳动写作生涯,以实际行动践行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从北京的洋楼小院到皇甫村的旧庙一座、孤灯一盏,从舒适优越的生活到一身黄土两腿泥的农村磨练,从声名鹊起到毅然请辞,繁华落尽、铅华尽洗。在这块土地上,他体察着农民的疾苦,倾听着农民的心声,丈量着黄土的厚度,感受着生活的脉动,想乡亲所想,念乡亲所念,欢乐着农民的欢乐,忧患着农民的忧患,共同投入并见证了中国农村所发生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在皇甫村人眼中,柳青早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脚上穿着烂皮鞋,裤腿上满是泥点子,手里拿着哮喘喷雾器,没日没夜在村里和田里转”。柳青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书写者和记载者。他面向时代、面向人民、面向生活,用笔作犁铧,以纸为沃土,倾尽毕生的精力,书写探索中国农民历史命运和生活道路的火热历程,肯定了一切劳动者和创造者应该享有的人格尊严和追求幸福、获取幸福的权利。他真正地沉了下来,融了进去,惟其如此,梁生宝、梁三、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等人物形象才会如此鲜活灵动、栩栩如生;惟其如此,他才打磨出了堪称“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面镜子”的史诗性巨著《创业史》。他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创业史》增删数次,第二部下卷更是其在病榻上口述修改的。1961年困难时期,他又毅然将《创业史》所得的16065元稿费捐给公社,而自己和家人则节衣缩食,吃糠咽菜。柳青说:“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秉承并实践着自己的创作观,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 苦心经营着“愚人的事业”。
    当下,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也是一个异常浮躁的时代,“价值”“意义”时常被搁置,“理想”“崇高”不时被边缘。今天,我们重讲柳青,就是呼唤那种对文学的虔诚,呼唤对人民、对土地的深情。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我们应该向柳青学习什么?如何用文学滋润自己的灵魂?如何用文学引领自己的人生?如何用文学反映生活、服务人民?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走出去”是紧要处,“沉下来”亦是紧要处。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9期,摘自2015年1月7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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