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具有超凡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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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具有超凡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江 华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1928年5月在宁冈县茅坪村的一间简朴的屋子里。那时,毛泽东同志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党代表兼湘赣特委书记。我由湘东特委所属的安源调到湘赣特委,任茶陵县委书记。井冈山艰苦的斗争生活,使他有些清瘦,但他那闪烁着睿智的亲切的目光,一下子扫掉了我的局促不安,他身上的那种超凡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缩短了我们之间初次见面的距离。他听说我是从安源来的,便关切地询问安源煤矿和我沿途所见的情况,我简要地作了汇报。当时,我斗争经验少,知识不多,有些话还很幼稚,但他却耐心地静静地听着,很少打断我的话,用目光鼓励我说下去。这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同志的谦虚、平易近人的态度和注重调查研究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谈话之后,按毛泽东同志的嘱咐,我先去红四军几个团转了几天,然后到了九陇山区的茶陵县委。
    1928年6月,湘赣两省敌军向井冈山发动了大规模的联合“会剿”,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下,红军采取游击战术,依靠根据地群众,取得了龙源口大捷,粉碎了敌人的“会剿”,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红军利用这胜利后的时机,分兵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斗争。正在这时,湘赣敌军不甘心失败,又准备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新的“会剿”,而湖南省委却对形势作了错误估计,要红四军向湘南发展。毛泽东同志于6月30日在永新召开了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他根据湘南敌军强大的情况,认为红军前往湘南是危险的,决定留在湘赣边界,坚持工农武装割据,巩固井冈山根据地,粉碎敌军的“会剿”。但在二十八、二十九团打下酃县后,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却不顾永新联席会议决议,利用红二十九团部分官兵的乡土观念,煽动诱惑部队离开酃县,向湘南进发。毛泽东同志接到陈毅同志的报告,非常着急,立即通知我从宁冈赶到永新。他向我介绍了紧迫的形势,让我送信给率二十八、二十九团的朱德、陈毅同志,要他们按原计划打茶陵,或佯攻茶陵,转回永新来,同三十一、三十二团一起消灭根据地内的敌人,粉碎敌人的“会剿”。他还说,这件事只有让你去,因为你是茶陵县委书记,可以配合主力攻打或佯攻茶陵。并一再叮嘱,湘南是去不得的,敌人太强大,去了必定失败。7月17日,我拿着毛泽东同志的信,带着县游击大队,从永新城出发,经宁冈县城到湖南酃县县城,一天一夜越两省三县城,跑了130多里,在县城的一个大庙里见到朱德、陈毅同志,交上了毛泽东同志的信。第二天,部队出发往回走,过沔渡河时,二十九团的官兵硬是不过河,非要去湘南。经过再三说服劝告,就是不听,在此情况下。二十八团也被迫跟着南下。我只好回到宁冈。后来二十八、二十九团与范石生部战于郴州,先胜后败,二十九团即自由行动,散回宜章老家。这一行动使红军遭受了严重损失。而根据地内,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也遭到挫折,面积缩小三分之二,人口减少十之八九。史称“八月失败”。
    红军粉碎敌人第一次“会剿”的胜利和八月失败,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同志1928年10月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五个条件,其中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他为井冈山根据地制定的战略策略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他在分析八月失败的原因时说:“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反而采取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
    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认识一致。那时,井冈山被白色政权四面包围,敌人重兵不断“会剿”,物资匮乏,经济困难,军民生活十分艰苦,“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不少人存有疑虑。尤其是在“八月失败”之后,更是如此。另一方面,有的同志不大承认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现实,甚至留起胡子,表示革命不胜利不剃须。毛泽东同志针对各种思想状况做了大量耐心的工作,增强了我们在井冈山上坚持斗争的信心和决心。记得是在“八月失败”之后,我因病住在大井的红光医院中医部,一天,毛泽东同志来看我,谈到斗争的形势,豪情溢于言表。他说,井冈山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腾云驾雾,有10个镇子,方圆五百多里,蒋介石的南京就没有井冈山大。蒋介石“占市为王”,我们“占山为王”,到基层去组织、领导农民,竖起旗子来真刀真枪地和敌人干,用枪杆子打出一个天下来。他还充满期望地说,要是我们在武夷山、大别山、太行山、长白山等等都插上红旗,革命的胜利就为期不远了。毛泽东同志的革命乐观主义气魄感染了我。我说,我小的时候,家乡一带常闹土匪,从清朝到民国,历代统治者不知剿了多少次,总是剿不干净。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有群众,有正确的政策,这是土匪所不能比的。既然土匪能够生存,我们也一定能坚持下去。后来,以至我在浙江工作的时候,他还不只一次同我们讲“占山为王”的道理,他说:“我们在井冈山根据地上站稳了脚跟,经过几次大的战斗,又经过来回数不清的小战斗,证明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拖不垮、打不烂的。没有井冈山人民的支持,没有井冈山做后方休整地,战斗的胜利就没有保障。”所以现在人们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对的。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由于敌人的围追堵截,未能回井冈山,转而向赣南闽西进军,在更大的区域开展土地革命,创建中央红色根据地。在此前后,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拿起枪杆子,学井冈山的办法,靠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了数十个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点燃的井冈山星星之火,在神州广阔的大地上到处燃烧,即将成为燎原之势。中国革命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红四军成立以后,最高指挥权一直属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一切重大的行动,都是由前委作出决策。为了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和对群众工作的领导,红四军成立了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由毛泽东同志兼任主任。1929年3月,打下汀州以后,又在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红四军政治部,毛泽东同志仍兼主任,谭震林同志任副主任,我任秘书长。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以后,被迫转战赣南闽西,强敌跟追,部队处于动荡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之中,原来就存在的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就逐渐暴露出来。有些同志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军队接受党的绝对领导有怀疑,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认为“党代表权力太大”,提出“党不应该管理一切”“党所过问的范围是受限制的”,“党支部只管教育同志”,“政治部只能对内”等等。这些思想都严重地影响了党对军队领导权的确立。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会议就要不要在前委之下纵队委之上设立红四军军委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表面是要不要设立军委这个组织,隐藏在背后的却是党和军队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根本问题是要不要坚持党(当时是由前委代表)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七大”虽然否定了设立军委的意见,但一系列原则问题的争论并没有解决,认识未能统一。毛泽东同志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克服红军中正在滋长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正确主张,一时未能被多数代表接受。大会在最后改选前委时,原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只当选为前委委员,而没有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同志离开了红四军领导岗位,去帮助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红四军“七大”以后,陈毅同志去上海向党中央报告工作,党中央在李立三、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听取了陈毅同志的汇报,写出了对红四军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和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明确支持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正确解决了“七大”争论的主要问题。陈毅同志根据中央指示邀请毛泽东同志返回红四军复职,主持前委工作。此时,红四军南下广东作战失利,广大指战员也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思想的正确。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的古田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即古田会议)。会前,毛泽东同志在军内作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在此基础上起草了会议决议。大会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总结了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中共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等多项决议,改选了前委,选举毛泽东同志为前委书记。这样,古田会议在实质上已经为“七大”争论的问题作了结论。古田会议决议是一篇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建军的文献,它使红军肃清了旧式军队的影响,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基础上。这个决议先后在红四军和其他部分红军中实行,这样,就使整个工农红军完全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几十年来,我军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增添了许多新的经验。但其基本精神还是继承了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原则。
    毛泽东同志是对我的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他长我十四岁,既是领袖,又是老师和兄长,我为自己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数十年,能亲身聆听他的教诲而感到庆幸和自豪。尤其是他的哲学思想,对我的世界观的形成起了最直接最主要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这不仅由于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写下了象《实践论》《矛盾论》这样哲理极强的哲学专著,而且还在于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真理,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同丰富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成为广大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我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同志谈哲学是1929年4月。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同井冈山突围下山的彭德怀同志率领的红五军在江西瑞金会合,然后开到于都,前委在这里开会。会议讨论了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和红军的行动计划。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分析了蒋介石同其他军阀相比的特点和优势,分析了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提出我军利用蒋介石抽调在江西的部队参加对桂系军阀作战的机会,在赣南分兵游击:开辟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会后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同志同陈毅、谭震林和我一起在河边散步,毛泽东同志停下来问我们,鱼在水中,是否也要睡觉?这个问题问得很突然。说鱼要睡觉吧,谁也没有看到过;说鱼不睡觉吧,似乎没有道理。我们都没有回答。毛泽东同志笑着说,我看鱼是要睡觉的。鱼在水中游动,总有个休息的时候,光有动,没有静,是不可能的。世界上的任何动物,有动就有静,有生就有死。他用这身边的小事,向我们阐述了事物的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哲学道理,信手拈来,入情入理,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我进入抗大学习。当时不少中央领导同志到校授课,给我印象最深、最有教益的是毛泽东同志讲授的哲学课。
    毛泽东同志讲授哲学课的题目是《辩证法唯物论》。他讲课生动活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常常是引用一些通俗的事例,如人手掌上的拇指和其他四指的关系、象棋中的攻防关系、战争中的外线和内线的关系等等,来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抗大也有别的教师讲哲学,所用的一些物理、化学的例子,总听不明白。听毛泽东同志这么一讲,就豁然开朗了。我们结束在抗大学习时,哲学课还没有讲完。中央又举办了一个哲学训练班,邵式平同志任班主任。学员都是中央和军委机关以及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还有抗大的部分学员,共一百多人,仍由毛泽东同志讲课。我也参加了这个学习。有时中央领导同志也来听课,但有个别人不但不来听课,反而讥讽道:毛泽东懂什么哲学,他讲的是庸俗哲学。在这些人看来,还是出国留洋、啃过洋面包的人懂得哲学,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讲授哲学课,不仅全面系统而又通俗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更重要更深远的意义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揭露了“左”倾错误路线,特别是揭露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时期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主观主义的错误实质和对革命的危害。从而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武装了干部的头脑,教育干部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学会一点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大大提高了全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现在回想起来,过去几十年革命实践中,凡是能够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辩证法办事,工作就顺利,有成绩;否则,就不顺利,甚至会犯错误。
    听毛泽东同志讲哲学课,是我第一次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它对我以后的革命和人生道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我开始懂得一点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矛盾。记得我在中央军委参谋部工作时,西路军一些同志陆续回延安,由我们接待安置,送大多数同志到抗大学习。我们还接待安置了一些从其他地方来延安的干部。在工作中,有时同管生活的副官处闹些意见。一次在小组学习会上,我说起四局同副官处有矛盾,闹磨擦,我们要多作自我批评,不能老是认为别人不对。毛泽东同志是军委哲学学习小组组长,也参加了小组会,他听到我这么一讲,笑着说,刚学了哲学就用上了,知道什么是矛盾和如何解决矛盾了。
    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我因在医院做手术未听到报告。后来,在机关哲学小组学习中,认真读了几遍,感到非常振奋。《论持久战》不仅是军事著作,也是一部不朽的哲学著作,包含着极其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我在山东敌后抗战时,带着它,随时翻阅,每次读来,都有一些新的启发。我们还把这本书作为山东根据地政治、军事干部的必读教材,以此武装干部的头脑,教育部队和人民。
    1943年冬,我从山东敌后回到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同志到党校来,他关切地向我询问了山东敌后以及我回延安途中所见的情况,特别问了这些地区群众的生产。我简要地作了汇报。关于沿途所见的情况,我说,一路走马观花,没有深入了解,只看到一些表面现象,鲁西北、冀鲁豫、太行等地群众生活都比较苦,最苦的是太行山区,老百姓面黄肌瘦,衣衫破烂。毛泽东同志接过我的话题说,我们的干部,每到一个地方,要察言观色。察言观色,就是看老百姓吃得怎么样,穿得怎么样,脸色怎么样,情绪怎么样,通过这些现象的观察,就了解到了群众生活的基本情况。当然,这还是不够的,但了解群众的第一步,应当是察言观色。“察言观色”,这普普通通的四个字,毛泽东同志赋予了它深刻的哲学含义,我铭刻在心,始终没有忘记。他教我观察问题从个别到普遍,从特殊到一般,从表象人手,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从中找出普遍的本质性的东西。他还教我关心群众,热爱群众,把人民的冷暖甘苦时刻记在心里,当好人民的公仆。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宝库,我们应当认真学习挖掘。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这样,就可以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少犯错误,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得更快些,更好些。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9期,摘自《中外名人评说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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