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毛泽东上井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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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毛泽东上井冈山


陈士榘 

    走井冈山的道路
    1927年4月12日,数万名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顷刻间倒在了蒋介石的枪口下。紧接着,国民党右派从城市到农村对革命势力展开了全面的大屠杀。那时候,我正在家乡湖北省荆门县同几个青年搞农会运动,杀了个恶霸地主,被列为“暴徒”遭到夏斗寅部队的追捕。被迫逃到武汉市的叔叔陈雨苍家。陈雨苍是留学法国的医学博士,中共地下党员,在他的启发和引导下,我在武汉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讨蒋叛变的群众活动。同年7月7日我参加了党领导的卢德铭警卫团。9月9日,又随该团参加了秋收起义。
    一个团的武装力量同当时遍布城乡的国民党军队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无论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不是敌人的对手。不要说作战了,就是连生存立脚都是十分困难的。然而就是我们这个团,后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骨干力量。经历了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失败,竟奇迹般地发展壮大起来。这其中的端尾并非人们都了解的,秋收起义失败后的惨状,至今我仍记忆犹新。起义的四个团中,第四团叛变,一、二、三团损失严重,部队被打散了。秋风瑟瑟,长夜漫漫,我们这些首战失利的青年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命令,师部和我所在的第3团余部在浏阳县文家市会合。9月20日,部队准备出发,我在村头值星时,接待了一位头蓄长发、身穿蓝布长衫的先生,他就是毛泽东委员。
    毛泽东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和伤痛,当晚就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了会议,讨论部队进军的方向问题。师长余洒度极力主张攻打长沙。毛泽东则不同意。他说:当前敌强我弱,敌大我小,敌人的力量主要在城市,现在进攻城市已经不可能。要改变打长沙的计划,转移到敌人力量最薄弱的农村去,在农村搞土地革命,发动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才能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他指着一张地图形象地说道:这里有一块像眉毛似的地方,叫罗霄山脉,地处湘、赣、鄂、粤、闽五省交界的地方,特别是中段井冈山,适合我们建立革命政权,作落脚点。毛泽东从地理环境、政治影响、群众基础和经济情况等方面作了分析,指出罗霄山脉中段的有利条件。这里地势险要,山高林密、峭壁丛立,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军事割据站得住;它离城市较远,敌人的统治力量薄弱,而革命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影响湘赣两省,有很大的政治意义;这里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较好的群众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反动统治还未来得及摧毁这里的革命力量。这是个聚集革命力量发展革命势力的好地方。
    毛泽东讲的句句在理,使前敌委员会的同志倍受启发,得到以卢德铭为代表的多数委员的赞成和支持,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
    第二天,9月21日清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操场上,一千五百多名起义军官兵和三百多当地干部以十分忧虑的心情聆听毛委员的讲话。毛泽东穿着一身蓝布长衫,脖子上围着一条黑条纹白方格的长巾,看上去都是土布,一副典型的乡村教师打扮。但他的讲话却深深打动了人们的心。毛泽东微笑着挥动双手说道:我给中国革命“算个八字”(即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当前中国革命正处在低潮,但是革命的高潮会很快到来,多快呢?这要看我们的工作和形势的发展了。因为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贫穷落后,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日子很不好过。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中国是一把干柴,只要点上一把火,就会燃烧起来。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把革命势力发展起来,困难是暂时的,革命一定会胜利!操场上的同志有的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人们的情绪开始热烈起来。毛泽东指着我们诙谐地说:你们还年青,嘴上还没有毛,我比你们年纪大,都想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何况你们年青人呢?我希望革命胜利后,大家都健在,都能看到胜利!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要生存,要发展,就要建立根据地和革命政权。他还讲了一个既熟悉又新鲜的问题。他说中国的土匪,是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了的,从来没有消灭过。我们也上山当“大王”。反动分子骂我们是“匪”,我们不是那种打富济贫的土匪,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有正确的政治主张和政策,敌人更消灭不了我们,我们却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消灭人吃人的剥削制度,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毛泽东的讲话,尽管不是都能理解,但是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却是我们昼思夜盼的理想目标,只是在革命处于低潮,革命力量极其弱小的白色恐怖中,怎样实现这一目标,在我们思想上还是渺茫的。毛泽东高屋建瓴,第一次把这一理想目标和通向目标的道路,说得这样明白,使我十分兴奋。我一个刚刚参加革命的青年,就受到这样的思想启迪,遇到这样的导师和领路人,深感幸运和自豪。

    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

    永新县境内的三湾村,以著名的三湾改编而载入史册。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文家市会合的秋收起义部队,经过长途跋涉,艰苦转战,到达三湾村。由于疲劳、饥饿加上疾病的袭扰,当时已不足千人。但部队仍然是起义时的编制,官多兵少,枪多人少,一人要背两三支枪,还要由牲口驮一部分。部队编制已经不适于作战。在部队成员中,多数是经过战斗锻炼和考验的党、团员和工农运动的骨干。有少数人,在战斗失利,环境艰苦的条件下悲观动摇,有的离队逃跑。如不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则难以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
    在这个关键时刻的关键问题上,毛泽东成竹在胸,到达三湾的当天晚上,便立即组织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
    第二天,部队在有千年历史的一棵大枫树下集合。由于战斗失利,人员减少,人们的精神是沉默的。只有当身材高大魁伟的毛泽东向我们走来时,大家的情绪才开始活跃起来。他的和蔼态度使人感到亲切,他的乐观精神令人鼓舞。他始终微笑着。给我们讲述了整编的意义,并宣布了三条:
    一、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我们的军队就是党军,但不这样称谓,还是叫工农革命军。
    二、连队建立党支部,党代表,成立士兵委员会。
    三、加强政治工作,部队除执行战斗任务外,还要做党的政治主张的宣传工作。我们是武装宣传队。针对一些同志的悲观情绪,毛泽东鼓励大家说:同志们,敌人只会跟在我们屁股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条腿,我们也有两条腿,我们这两条腿就能走革命的路。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个军。我们现在有两个营,又有这么多枪,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个,我们有这几百人的部队,我们怕什么?失败一两次有啥了不起,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毛泽东一席话,说得大家喜上眉梢,情绪激昂。队伍解散后,我们许多人还在议论:毛委员都不怕,我们怕个啥!每当我们看到毛泽东的身影,听到他的讲话,就感到精神振奋,浑身就充满了力量。
    在三湾,部队进行了整编,把一个师编为一个团,番号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我被编在三营一连当战士,连长员一民,党代表熊寿祺。
    当时还重新任命了一批干部,同时对动摇不定的人,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处理,发给路费,希望他们回本地继续革命。
    三湾改编,不仅是组织上的整编,更重要的是进行了政治思想上的建军,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提出,在部队中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党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整个部队由以毛泽东同志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规定重大问题均由党委讨论决定。从此,部队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毛泽东的这一措施,既是对第一次大革命经验的总结,又是对我军建军原则的重大发展。当时党的活动还是不公开的,但我们都知道,会做工作,遵守纪律,革命坚定,作战勇敢的人多是共产党员,党员在人们的心目中都是样板。党组织的正式建立,为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提供了组织保证和思想保证。部队不仅有坚强的战斗力,而且有巨大的向心力,许多人变得更加坚定起来。
    三湾改编,还确定了在军内实行民主政治制度,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群众组织,在党组织领导下搞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毛泽东对我们说:有事大家来做,连队有什么问题,士兵可以向上反映。士兵委员会明确规定:官兵平等,不准打骂士兵,废除繁琐礼节,实行经济公开,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尽管初期士兵委员会的活动有过曲折,但毛泽东很重视对这个新生事物的工作引导。他立足于建设新型军队的全局。既反对无政府主义,又反对军阀残余作风。
    经济民主虽然是简单的,但由于士兵会派人管理伙食,清理账目,还给大家分伙食尾子,在南瓜汤里盐都没有的艰苦条件下,我们却精神饱满,作战勇敢,十分热爱红军生活,并经常唱着一首歌谣:“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我把分到的伙食尾子积成两块光钢洋,还高兴地做了一身便衣穿。清新的民主政治空气,使我们这支于艰难奋斗中的红军队伍成为一个火热的大熔炉。从白军过来的人感受最深,他们说,红军和白军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没想到红军这么好。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的:“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
    “民主”这个令人向往的字眼,一旦付诸实践,竟能产生巨大的威力,它成为毛泽东建军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突出特点。
    美丽的三湾村,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年在大树下参加改编的老战士,如今只有我和张宗逊、韩伟三个人了,这使我更加怀念毛泽东和牺牲的战友们。
    我在水口入党后,约在1927年11月中旬,参加了打茶陵。当时因为毛泽东的脚伤还没好,是由党代表宛希先、团长陈浩带领攻打的。战斗胜利结束后,我们一营就住在汇文中学,接着便成立了茶陵县人民委员会,委任谭梓生为县长。由于没有经验,开始仍按旧章程办事,毛泽东知道后即写信指出:不能组织那种旧衙门式的政府。要组建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宛希先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信,撤销了县人民委员会,并于11月28日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即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县政府由选出的三个常委组成,谭震林是工人代表,李炳荣是农民代表,我是士兵代表。我们三人实行集体领导,主要是为部队筹粮筹款,并组建了茶陵县游击大队等武装组织,县政府还出了石印的布告,印着长条形的政府印鉴和我们三个常委的名字,毛泽东看到布告后,曾和我开玩笑说:陈士榘同志,你作了县太爷啦!
    我军先后三次打茶陵,前两次都比较顺利,第三次遇上敌人的正规军吴尚的独立团,由于我们团长陈浩、副团长徐恕等人企图拉出部队投敌叛变,导致战斗失利。毛泽东闻讯赶到湖口,逮捕了陈浩等人,将部队带回宁冈砻市,我也随茶陵县政府和游击队撤回砻市。在这里召开了大会,毛泽东总结了在茶陵开展工作的经验教训,正式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此后,毛泽东继续以极大的精力进行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1928年元旦,他率领红军在遂川大坑大败萧家璧反动武装后,即分兵三路在大坑、于田、草林等地开展游击活动,打土豪、筹款子、建立革命政权。1月8日,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中共遂川县委在该县城天主教堂宣告成立了。不久,万安县建立苏维埃政府,中共酃县特别区委、中共莲花县特别支部等相继成立。落实三大任务的工作如火如荼。根据地建设迅速发展。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9期,摘自《中外名人评说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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