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民间外交思想和重要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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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民间外交思想和重要决策


韩叙 

    毛泽东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也是新中国外交的最高领导者和决策者,他的外交思想和战略策略丰富多彩。在长达数十年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一向身体力行,广交朋友,珍视与发展同国际友人之间的友谊。新中国诞生前后,毛泽东将他的国际活动的实践经验不断归纳和发展,形成了系统的人民外交思想,并且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为新中国民间外交的蓬勃开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想在此就毛主席的民间外交思想和重大决策这一专题作一初步探讨。

    毛泽东民间外交思想的哲学基础和历史传统

    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地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武装斗争。这场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早在1934年初,毛泽东就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观为哲学基础,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著名论断。他认为,要想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唤起民众”。这个民众不仅包括几亿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而且也包括国际上一切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国际友人。在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又强调指出,国际统一战线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必要条件。因此,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就十分重视国际友人的作用,并且亲自做交朋友的工作。
    1936年,工农红军历经艰辛,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不顾国民党的层层阻挠和封锁,冒着生命危险,赴陕北苏区采访。在历时4个月的采访过程中,毛主席多次与斯诺促膝长谈,并且把红军的许多高级将领和普通士兵介绍与其相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精辟见解,中国工农红军和苏区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赢得了斯诺先生的崇高敬意。他撰写了《红星照耀中国》的长篇报导。这是一部震撼世界的名作。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后,仅在第一年就连续再版5次,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之一。国内外许多青年读后,走上了革命道路,誓作旧世界的叛逆者。毛泽东曾经向干部推荐这是一部真实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斯诺也多次向友人谈到他“在红色苏区找到了真正的东方魅力”。“同这些英勇的男女们生活在一起,并暂时同他们等同起来,这是我的殊荣。”他还写道,在这些老资格的“赤匪”中,有许多位,是他在中国10年以来所见过的最优秀的男女。
    毛泽东与著名的加拿大胸外科专家白求恩的友谊,是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做好国际友人工作的一个光辉范例。1938年1月,白求恩率领一支医疗队,穿洋渡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3月底,白求恩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在窑洞里接见了他,亲切交谈了3个多小时。不久以后,白求恩东渡黄河,前往晋察冀边区。毛泽东对他的工作和生活非常关心,并电告聂荣臻司令员予以照顾,同意“白求恩任军区卫生部顾问,对其意见和能力完全信任”。1939年11月,白求恩大夫不幸因公殉职。毛主席闻讯后非常悲痛。延安各界为白求恩举行了隆重追悼会,毛主席亲自出席,并书写挽联。12月21日,毛泽东写了《纪念白求恩》这篇光辉著作,对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作了高度评价。延安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成为首家以国际友人的名字命名的医院。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大举进攻延安。在形势很险恶的情况下,毛主席仍然从容不迫地接待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就是毛主席在与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的,他说:“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在戎马倥偬、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里,毛主席在延安接待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外国记者和来宾。尽管美国政府从其自身利益出发,扶蒋反共,但毛主席始终注意把美国政府和一般工作人员区别开来。他以诚待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像谢伟思这样的美国政府工作人员也为之感佩。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视做好国际友人工作的大量实践活动,使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和同情,团结了像史沫特莱、斯诺、海伦•斯诺、斯特朗、罗生特、艾黎、马海德等一大批真诚的朋友。他们与中国人民患难与共,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并为之贡献了毕生的心血。有些国际友人,如白求恩、柯棣华、希伯等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新中国诞生的曙光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
    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诞生之前所从事的大量国际友好的实践活动,形成了新中国的民间外交事业的优良历史传统,同时,也为新中国的人民外交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国初期的民间外交及其重大决策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中国的诞生,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外交史。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中国的外交从此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篇章。
    建国初期,我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巩固革命胜利成果,站稳脚跟,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影响,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为我国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
    然而,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仍然是相当严峻的。美国政府对新中国奉行敌视政策,继续支持国民党当局,在国际上阻挠一些国家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朝鲜战争爆发后,它又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同时,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在军事上从朝鲜、台湾、印度支那等方面对我国实行包围,在经济贸易方面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企图扼杀新中国。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毛主席、党中央毅然作出了向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倒的外交决策。到1950年10月止,与我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18个。按时间顺序排列,它们分别是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瑞典、丹麦、缅甸、瑞士、列支敦士登、芬兰。此外,还有英国、挪威和荷兰在与中国举行建交谈判。西欧、南欧的大多数国家均与新中国处于未建交状态。非洲、北美、拉丁美洲则是同我国极少往来的空白地区。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巩固政权,争取更多的国家和人民认识并了解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争取国际的持久和平,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成为新中国外交的迫切任务。
    由于建国初期与我国正式建交的国家数量不多,政府的官方外交活动区域相对狭小,因此,民间外交的作用及其重要性显得相当突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外交形式。正如周恩来总理后来阐述的那样:“中国的外交是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间的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新中国的外交立足于人民,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针是“民间先行、以民促官”。
    为此,毛主席、党中央在建国初期为民间外交工作的蓬勃开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常设机构
    1949年10月2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二天,经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批准,中国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族和海外华侨代表以及来自意大利、苏联、朝鲜等国家的朋友共1000多人,在首都北京举行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林伯渠同志致开幕词,朱德等同志发表讲话。出席大会的有宋庆龄、何香凝、李德全、许德珩、徐特立、陈毅、薄一波、黄克诚、张云逸等德高望重的革命家,还有郭沫若、沈雁冰、马寅初、夏衍、梅兰芳、许广平、陈嘉庚、邵力子、周建人和戎冠秀等100多名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和劳动英雄。林伯渠在开幕词中指出:“在北京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是一件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它向全世界表明了我们这个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是坚决拥护世界和平,坚决反对侵略战争的”。他接着说:“大家应该记得,毛主席在他有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历史文献中告诉我们,‘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各国人民共同奋斗,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民主国家及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我们今天举行这个大会,就是在拥护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指示之下,对于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决议的热诚响应。”
    这次大会决定成立以郭沫若为主席的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常设机构,简称“和大”。在“和大”成立初期的3年内,我国派遣代表团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和平理事会、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以及派往德国、奥地利参加反细菌战展览会和国际科学委员会,共计27次2096人。接待了来自54个国家的外宾共计1041人到我国参观访问。“和大”通过广泛的国际交往活动,有力地扩大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在世界各地结交了许多有名望、有重要影响的人士。如英国的约翰逊教长、费尔顿夫人,法国的法奇、柏蒂将军,加拿大的文幼章,墨西哥前总统卡德纳斯将军,智利诗人聂鲁达,巴西作家阿马多,古巴诗人纪廉,日本的西园寺公一、松本治一郎、高良富和帆足计等人,印度的森德拉尔(后任印中友协主席)和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等等。这些著名人士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成为向世界人民宣传和介绍新中国的先驱者,有些人士还成为所在国家对华友好组织的发起人。
    成立中苏友协、中缅友协和中印友协等对口友好组织。
    1949年7月14日,宋庆龄从上海致电周恩来、郭沫若,同意领衔发起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同年10月,正式成立以刘少奇为会长,宋庆龄、吴玉章、沈钧儒、李济深、张澜、黄炎培等7人为副会长的中苏友好协会。1954年,中苏友协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宋庆龄为会长,沈雁冰、李四光、马寅初等知名学者、科学家当选为副会长。中苏友协是我国民间外交体系中最早成立的第一个对口友协,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继中苏友协成立后,1952年5月,又成立了以郑振铎为会长的中缅友好协会和丁西林为会长的中印友好协会。1960年3月,成立了以楚图南为会长的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同年4月,在北京隆重成立了中国--非洲友好协会,迎来了中非关系蓬勃发展的新时期。1963年成立了中日友好协会,使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发展到半官半民的阶段。到60年代中期,各种对口友协已经发展到20多个,成为连接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一座座重要桥梁。成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1949年12月,经周恩来总理提议,成立了以张奚若为会长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亲自担任该会名誉会长。外交学会成立后,积极开展与各国半官方人士,如国会议员、政党领袖以及退休的高级党政领导人士的友好交往,成为我国与世界各国政界人士进行民间友好交往的一条重要渠道。
    成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1952年5月,成立了以南汉宸同志为会长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贸促会的成立,为我国同一些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开展民间贸易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有效地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封锁。
    成立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
    1954年5月,成立了以楚图南同志为会长的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前身。对外文协成立后,大力开展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派出各种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艺术团体往访于世界各地,展示了新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足迹遍及欧洲和亚非拉美各国。随着对外文协的国际交往面的不断扩大,其工作面亦随之拓展,1966年改名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文革”期间,民间外交受到严重干扰,对外文协的工作曾一度陷于停顿。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对外文协于1969年恢复活动,并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1972年5月,“和大”与对外友协合并,大大地扩展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工作范畴。成为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一条重要纽带。
    以上民间外交团体成立后,邀请和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艺术、教育、科技、体育和宗教等方面的人士到我国访问,并派遣各种代表团往访,加上大力开展民间商业贸易活动,使新中国的民间外交从起步阶段就具有了和平与建设并行发展,文化交流与经济交流两翼齐飞的鲜明特色。
    在开展民间外交和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毛主席、周总理很注意行业和专业对口,“兵对兵,将对将,各行各业要通畅”,以加强交流效果。我国的工会、青联、学联和妇联等群众团体贯彻执行了这一指导思想,在多渠道、多领域开展民间外交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为建立和发展新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友谊、团结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下,在建国初期的短短5年时间里,新中国就完成了官方、半官方和民间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战略部署。由.于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积极参与和广泛支持,使新中国的外交事业拥有了雄厚的群众基础,从而从根本上结束了100多年来使每个中国人都感到痛心的旧中国屈辱外交的历史,开创了中国外交的崭新时代。新中国的民间外交战线出现了一个群星灿烂、交映生辉的新局面。

    民间外交的空前盛况

    毛主席、党中央十分关心和重视民间外交的组织建设。在50年代,党中央还成立了以周恩来、王稼祥等同志领导的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以便统一领导、指导和协调各民间外交团体之间的对外友好交往活动。尤其在人员的配备方面,给予民间外交团体大力支持。一些重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甚至亲自担任民间外交团体的荣誉职务,一大批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知名人士、艺术家、社会贤达都纷纷参与民间外交工作,贡献了他们的知识和力量,功勋卓著,成就斐然。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更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们以各种方式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用实际行动促进了新中国民间外交事业的蓬勃开展。
    新中国成立时,杰出的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已年近九旬。他不顾耄耋之年,以极大的创作热情投身于保卫新中国的和平事业。1952年,白石先生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创作了巨幅国画《百花与和平》。1955年,他又以95岁高龄与我国13位著名画家共同创作了巨幅彩默画《和平颂》,将此作为给世界和平大会的献礼。他的这些传世名作受到各国艺术界的高度重视。1955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常务会议,一致决定将1955年国际和平奖金(500万法国法郎)和1枚金质奖章授予齐白石先生。齐白石先生获奖,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约里奥一居里先生和世界各国朋友纷纷发来贺电,“对大师雄伟劲健而富有青春气息的作品,以及他热烈争取和平的活动,表示钦佩。”“和大”主席郭沫若在授奖仪式上致辞:“这奖金的授予,不仅是齐白石先生的个人荣誉,也是我国艺术界和我国人民的光荣。”
    新中国以保卫和平为宗旨的人民外交的另外两个大型活动,是举行全民性的和平签名运动和要求五大国签订和平公约的签名运动。以和平签名运动为例:1950年,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要求禁止原子战争的呼吁书开展签名活动。从5月1日开始到同年11月16日,即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华沙开幕这一天为止,全国各地参加签名的人数共计223739545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7%。参加签名的人包括了全国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阶层和各种不同信仰、不同职业的人民。这种盛况空前的签名运动,表明全中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党中央周围,保卫新中国,反对侵略战争,拥护世界和平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在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和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和平造成严重威胁、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形势下,由宋庆龄、郭沫若等著名社会活动家倡议和发起,于1952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37个国家和9个国际组织的400多名代表前来出席会议,其中不少代表,特别是美国、日本以及一些拉美国家的代表是冲破重重阻力才来到北京的,这次由“和大”等民间外交团体举办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从始至终得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和有力支持。对于打破封锁,使世界各国人民了解新中国的现实,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新中国的民间外交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50年代,拉丁美洲共有20个独立国家,同我国都没有外交关系。为了改变中国人民与拉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隔离状况,毛主席、周总理提出了“细水长流,稳步前进”的民间外交方针。仅建国后的头I0年里,我国就邀请了19个拉美国家的1000多位人士来我国访问,其中包括作家、教授、医生、律师、艺术家、企业家、国会议员以及工会、妇女等各界知名人士。
    1953年,李一氓同志率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智利。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访问拉美的代表团。1956年,楚图南同志率中国民间艺术团出访乌拉圭、阿根廷、智利、巴西4国。这个艺术团集中了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云燕铭等我国久负盛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和我国中央歌舞团的第一流舞蹈演员。这种大规模的艺术代表团在拉美演出,在中拉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获得了巨大成功。在这次访问途中,有10位同志不幸牺牲。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以这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在拉美人民心中播下了友谊的种子。50年代的人民外交及民间的频繁交往,为我国同拉美国家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节节胜利,使中非关系进入了一个历史新纪元。新中国在建国伊始,就把支持非洲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斗争、增进中非人民的友好、团结、合作关系,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至1960年,非洲41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位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的领导人、爱国知识分子及工会、青年、学生、妇女组织的代表和各界人士到我国访问。毛主席、周总理经常会见他们,进行亲切深入的谈话。1960年4月,由我国17个全国性人民团体发起,有20个全国性人民团体作为会员团体和各界人士参加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在北京隆重成立。1961年春夏,刘长胜会长率领中非人民友好协会代表团出访西非8国。这是新中国向非洲派出的第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的国家最多,历时最长。在这段时期,另一支活跃的力量是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它为声援非洲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做了大量工作。随着非洲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中非人民友好之树也不断茁壮成长,根深叶茂。中非人民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领域开展了多方面的合作。成千上万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专家受中国政府和人民派遣,在非洲大地上同非洲兄弟一起,同心协力,建设有益于非洲人民的合作项目。同时,非洲人民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持的原则立场也一贯给予宝贵的支持。这种支持,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东方的面貌。作为领导并实现这一变革的领袖毛泽东,不仅得到全中国人民的热爱和敬仰,而且也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崇敬和爱戴。他的威望,有如日月中天。因此,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希望能够见到他,聆听他的教诲。对于外国朋友的期冀与希望,毛主席总是尽力予以满足。他在繁忙的国务活动中,经常接见远道而来的宾客,体现了他对民间友好工作的高度重视。毛主席在一次接见拉丁美洲8个国家的朋友时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因此,需要时间,需要和平,需要朋友。”他还说:“人民是决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必能战胜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取得世界的持久和平。”
    毛主席不仅经常会见远道而来的各国朋友,而且还多次出席我国民间对外友好团体举办的盛大群众集会,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国际问题的重要声明,如《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和《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等等。毛主席出席并在大型群众集会上发表声明,体现了他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体现了领袖与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共同心声,强有力地支持和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正义斗争,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毛主席的这些重要谈话和声明,为新中国开展民间外交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政策依据。毛主席关于开展民间外交的思想通过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杰出外交实践得到最完美的体现。从整体上看,新中国人民外交的形成和发展,是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陈毅、郭沫若、廖承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光辉结晶。正因为如此,我国的民间外交事业经久不衰,为国际外交界和学术界所公认,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成功范例

    我国的民间外交工作,从根本上说,是紧密围绕着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外交总方针、总战略展开的,也就是说,民间外交为政府的官方外交服务。在贯彻党的外交方针方面,民间外交有很强的针对性;在贯彻落实党的外交总战略方面,民间外交具有很高的原则性和政策性;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民间外交与政府的官方外交有很强的互补性。再则,民间外交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对外交往中又具有多国别、多层次、亦官亦民、能上能下、机动灵活、形式多样等方面的特点。其最终目的是,对已建交的国家而言,能使政府之间的官方外交建立在牢固的民众基础之上;对未建交的国家而言,则能通过人民之间的频繁交往,为正式建交创造必要的条件,从而使双边关系走上全面正常化的轨道。这一点,在对日工作中表现尤为突出。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承认台湾,敌视中国,中日之间无法进行正常交往。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党和政府根据日本战后亟图发展对外贸易的需求,积极鼓励双方开展民间贸易活动,以推动中日双边关系尽快向正常化的方向发展。
    1956年,毛主席亲自接见来华举办日本工业展览会的日本朋友,向他们明确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正常交往的意见。毛主席说:“你们的展览办得很好,希望以后能加强经济友好往来,政府间不好往来,还有别的渠道,还可以加强民间往来嘛。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日本民族也是个伟大的民族,我们两国人民应该团结互助。我们欢迎你们多来,多交往。”虽然当时的日本政府采取了错误的对华政策,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进程遭受极大困难,但是,中日民间贸易这一渠道并没有堵塞,还是细水长流,日积月累。与此同时,双方的许多人民团体,包括一些党派先后建立关系。日本民间人士访华人数常常居各国来宾之首。经过长达20多年的努力,两国政府终于在1972年9月实现了中日邦交的全面正常化,创造了国际交往中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成功范例。
    70年代初,在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我国对美国开展以民间为先导的乒乓外交,使小球推动大球,给当时国际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乒乓外交的成功,体现了我国民间外交的机动灵活、形式多样的特点,在我国外交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开展友好城市工作,是毛主席、周总理在我国民间外交方面的又一重大决策。1973年2月22日,对外友协和中日友协经与国内有关部门研究协商,起草了关于与日本建立友好城市问题的请求。上报中央后,毛主席、周总理决定同意批发。同年6月和11月,天津市与神户市、上海市与横滨市先后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值得指出的是,周总理对国际上通用的姊妹城市这一名称作了修改,他指出:姊妹有大有小,而友好城市则是平等的。这一更改,体现了我国人民外交工作中重友谊、讲平等的原则,得到各方的赞成。从此,由周总理改定的友好城市的称呼,在我国开展同世界各国的省、州、市的友好交往中得到广泛采用。
    友好城市工作,作为我国民间外交的一个新的重要领域,经过70年代的实践阶段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得到迅速发展。截至1992年底,我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126个城市同56个国家的133个省、州、县、大区和319个城市建立了456对友好城市关系。此外,还有86对已获批准,待正式签署缔结友好协议书,成为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与国外开展半官方的、以及民间交往的一个主要渠道。
    实践证明,友好城市工作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在起步阶段就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关怀。长期以来,又得到各地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其中一条最根本的原因是友好城市关系本身具有政治影响和经济效益两方面的综合优势。这种优势,在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得到了充分体现和发挥。
    友好城市关系的建立,有效地促进了双方的地方政府之间、团体之间以及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体育界之间的友好交往,促进了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不少城市已经出现了多层次的友好网络,并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对华友好关系。在经济领域,友好城市工作有效地推动了互利互惠的经济贸易活动,促进了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加强了科技合作和人才交流,它对于我国的四化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饮水思源,我国的民间外交事业从建国初期的规模逐步扩大到友好城市领域,使我们深深体会到毛主席、周总理关于建立友好城市的决策是我国民间外交史上影响深远、具有远见卓识的一项重大决策。
    实践证明,民间外交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对民间外交领域的杰出贡献,远远超出了外交的范畴,它不仅对促进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以及新中国外交格局的形成,而且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的民间外交思想和实践,将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载人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史册。
    现在,我国人民正按照邓小平同志的宏伟设计,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新的形势,要求我们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的人民外交思想,要求我们在这个世纪之交、国际关系的新旧格局转换时期,努力工作,进而为我国的四化大业作出新的贡献。新的形势,也为我国民间外交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目前,我会同世界90多个国家的100多个对华友好团体保持、建立并发展着友好联系,并先后同150多个国家开展了民间友好活动。不久前又新成立了中埃(及)、中叙、中德、中韩、中马(来西亚)、中孟(加拉)等友协。恢复了中老、中越、中巴、中印4个对口友协的活动。我会同海湾诸国、以色列、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交往渠道也正在形成之中。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精神鼓舞下,我国的民间外交事业也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700期,摘自《外交战略家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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