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坚持党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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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如何坚持党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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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领导思想的研究对象是党与群众的关系,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又是与党的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实现对人民的正确领导,是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直接目的;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成熟而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又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前提。毛泽东领导思想关于领导的本质与意义、领导的职责和原则、领导方法和艺术,领导体制与结构、领导者的修养与作风等问题的阐述,都是围绕党的领导地位与作用展开的。因此,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领导的理论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所概括的“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的科学论断,精炼而准确地指明了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

    一、党的领导是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问题,在马列主义党的学说中早已形成相当明确而系统的理论。其基本点包括:无产阶级是实现由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的唯一领导力量;无产阶级只有在本阶级的自觉的、独立的政党领导之下,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普通开展的条件下,尚未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而且能够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夺取和掌握政权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领导权的集中体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以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透彻分析,对上述各项原理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和符合中国特点的表述,同时根据中国的特点,把坚持对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对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领导问题作为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广泛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见解,丰富了关于党的领导的理论。
    (一)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任务都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担当。
    在党创建前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中起过骨干作用的许多人,都切身体验到要进行较大规模的联合行动,非有一个能起领导、指挥作用的中坚组织不可。正如毛泽东所概括的: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是可以操战胜敌人的胜券的。有了这种组织意识,在党的筹建中,一开始就明确地提出了建党的目的是为了领导和完成中国革命。毛泽东首先批判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人鼓吹的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少,不觉悟,没有能力领导革命的谬论,指出,深受压迫而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若干倍,他们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的,他们为改变无产的地位,实现共产的要求,必然要革命,必然要党领导。共产党人数目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是自然的结果。毛泽东和蔡和森一致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有四种利器:党、工团、合作社和苏维埃,而共产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只有先把党组织起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毛泽东还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说列宁创建布尔什维克党,因有主义、有时机、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所以能发动劳动阶级,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中上阶级,建立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从人民革命迫切需要党的领导的角度阐明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
    党的三大,把实现国共合作,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作为党的重要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党内在领导权的问题上,认识分歧极为尖锐。毛泽东从1925年起,连续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通过对中国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环境的透辟分析,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作了系统的阐释与深刻的论证。
    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认为:辛亥革命这种以民族革命为表现形式的民主革命,缺乏民众大联合为基础,尤其是缺乏中坚力量--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所以陷于失败。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后,一开始发挥政治领导作用,就使革命得到了迅速发展。而1926年后,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不仅无产阶级和农民受到很大打击,非买办豪绅的资产阶级也受到了打击。历史表明,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及中国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和发展,“一个紧要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整个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它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革命的阶级;它的人数集中,最易组织起来;它身受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三重压迫,革命最坚决最彻底,特别能战斗。只有它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阶级,共产党必须以它为阶级基础,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也只有通过共产党才能实现。党的领导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党对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领导;二是党代表无产阶级的意志对参与革命的各阶级实施领导。
    毛泽东揭示了农民尤其是贫雇农是彻底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主力军,但是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的这种伟力才能得到发挥。占乡村人口70%的贫农是革命先锋,没有他们就不能造成乡村的革命状态,完成民主革命。对待农民运动是坚决领导还是漠视、反对,是检验党能否掌握领导权的基本标志。在土地革命初期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农村斗争的发展是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也不可能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就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
    毛泽东指明,党对于武装斗争的领导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之一。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他首先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科学论断,认为大革命失败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党放弃了对军队的领导权。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时又指出: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特别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无议会可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种社会条件下,通行的原则是“有军则有权,枪多就势大”。因此,一方面,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武装斗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在中国离开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另一方面,共产党对革命战争的绝对领导权,是使战争坚持到最后胜利的最主要的条件。只能党指挥枪,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共产党员必须争党的兵权,但决不容许争个人的兵权。在总结中国革命18年来的基本经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概括出了对于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具有重大作用的三大法宝,抓住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要领。
    毛泽东独创性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应该而且可能实现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长期领导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不只限于争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而且还包括争夺资产阶级的大部分;要让资产阶级跟无产阶级走,而不能让无产阶级及其它革命群众跟资产阶级走,不能让资产阶级扰乱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阵线。这些论断大大丰富了关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的理论,不仅大大减少了民主革命的阻力,而且为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顺利过渡创造了有利条件。
    毛泽东深刻揭示了领导的本质内涵并指明了实施正确领导的首要问题是进行正确的阶级分析,分清敌我,确定正确的策略路线,把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为了分清敌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中的各个阶层进行了具体分析,由他们的经济地位判定他们的政治态度;由他们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人数、阶级素质与其他阶级的关系等因素及其相互联系上判定他们对整个政治局势发展所能产生的影响,以此确定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团结力量,争取力量,中立力量和集中打击力量,从而为党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指明了科学方法。
    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对党的领导作用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在理论上作了进一步概括。指出,党以自己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斗争的实践,被人民选中为领导者,而人民作出的这种选择,又是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决定条件。“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雄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的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在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二十四年中,创造了这样的地位,就是说,不论什么政党或社会集团,也不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如果采取不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的态度,那是极其错误而且必然要失败的。”
    (二)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这种领导只能经过共产党来实现。
    政权是政党实现自己主张的主要武器,执掌政权是政党活动的直接目的。但是在大革命时期党中央领导核心并未把争夺政权的任务直接提上议事日程。
    毛泽东于1927年初尖锐提出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农民(主要是贫农),从封建势力手中夺取农村基层政权的任务,并且认为是站在这一斗争的前列,还是站在它的旁边乃至对面,是检验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反革命的标尺。在大革命失败后,他立即毫不退缩地领导了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并通过对中国国情的具体分析,论证了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红色政权长期存在,逐步发展直至夺取革命的最终胜利的客观可能性。把夺取政权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摆到了全党面前;并且坚持不懈地领导全党坚持武装斗争、坚持根据地建设,由夺取局部政权逐步夺取全国政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也就是党领导全国人民不断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的过程。
    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毛泽东自始至终强调要坚持两条原则:一是要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政权的作用,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明确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苏维埃具有强大的力量,已经成为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和群众生活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他的力量的伟大,是历史上任何资产阶级国家形式所不能比拟的。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提出要把争取建立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争取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口号,认为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政权的一般形式,这种政权,“对于动员人民力量参加抗日战争特别积极有效”。二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共产党对政权的领导。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一方面强调,抗日民主政权要容纳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在政府组成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只占1/3;给中间派以1/3的位置,以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一方面又强调,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使占1/3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条件,以保证党的领导权,党在政府中的领导和活动,是抗日政权多方招致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而不致造成危险的根本保证。
    毛泽东在1940年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逐渐扩大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由于其属无产阶级领导,而具有社会主义因素。这一点对革命发展方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个政权虽然完成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但它的每一项成功都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又指出,由于中国出现了在政治舞台上表现了强大能力的、领导了广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领袖--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新条件,就决定了消灭日本侵略者后建立的国家制度,不仅不可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制度,而且也不能是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制度。而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这种国家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领导权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得到全面肯定,这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这两大革命阶段之间的衔接点。1953年毛泽东再一次指出: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把建立体现全国政权的民主联合政府确定为党的基本政治纲领。指出将由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在1949年新年献词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基础力量、应团结的力量以及为了建立、巩固这个专政应采取的基本策略作了系统的阐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了充分的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1949年,毛泽东在纪念中共建党28周年的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全面地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政策。他指出:政党和国家最终都是要被消灭的,但是,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的历史时代,还有存在的必要;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正是为促使党和国家的消灭而创设的条件。他通过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基本国情的精辟分析,论证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从而得出结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力量团结一致。对党执掌全国政权后的基本纲领作了高度概括。他具体地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一方面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的破坏和反抗,捍卫革命成果,同时对被推翻的反动阶级加以改造;一方面是使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继续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他进一步肯定了人民民主专政,对于巩固革命成果,奠定和平建设基础的重大意义。指出,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如果不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学会对付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革命就会失败,人民就会遭殃,国家就会灭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巩固人民政权,党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继续进行了广泛的探索,突出强调了国家的专政职能和党对国家的领导。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1957年毛泽东提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家生活的主题,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从党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态度出发,指明了党领导政权建设的基本要求: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活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与1945年毛泽东和黄炎培谈话时,把民主当成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率的基本办法的思想对照,表明毛泽东是把民主当成维持党和国家长盛不衰的关键环节看待的。这一思路,作为党和政权建设的正确道路被党中央历届领导集体所多次肯定。对改善党的领导,加强政权建设始终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三)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就不可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党的中心任务是武装夺取政权,但在根据地建设中党仍然把经济建设摆在了突出的位置上。1928年毛泽东指出:“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1933年又发出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号召”,强调为着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他说: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
    毛泽东深刻揭示了政治与经济的内在联系,指出:“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很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所以,“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他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为中国有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光明前景,而且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他说:“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解放战争中随着大、中城市的陆续解放,中共中央及时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并制定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在国内,就是要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释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他还指出:党的城市工作的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在土改任务完成后,“农村党的精力的最大部分,必须放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市镇上的工业生产上面。”各级党委要把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工业生产任务和农业生产任务放在领导工作的适当位置。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清晰刻画了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途径。提出了把发展生产作为中心任务的思想。强调只有恢复发展生产,将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人民政权才能巩固,所以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眼睛就要向着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全党要用极大努力去学习生产技术,管理生产的方法以及与之有密切联系的商业、银行等工作。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工会,各群众团体,文化教育,肃反,新闻等其它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进行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他还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将由国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几种主要经济成分构成,并对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及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作了具体分析,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郑重宣告: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新中国建立后,虽然党面临着镇反、土改、抗美援朝等巩固政权,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繁重任务,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仍然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作为全党全国的总口号和总任务,始终紧紧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由于全党谨慎从事,认真学习,很快掌握了经济工作的主动权,在同资产阶级的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回合的胜利,迅速克服了财经领域的困难和混乱,三年内,国民经济即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比重有了明显上升。
    党从1953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化的大规模发展把对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上了日程。于是,党中央及时调整战略步骤,于1953年底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经济建设工作摆在了整个国家生活的首要地位,并有步骤地展开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党通过总结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对处理社会革命问题,从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上,都对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利和有利情况的作了充分的估计和提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对策,全党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因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虽然急躁了一点,留下了较多的后遗症,但总的方面是顺利的,其最显著的标志是在此期间社会生产力是全面上升的,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各项指标绝大多数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在这一巨大胜利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提出了探索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
    毛泽东在听取34个经济部门的汇报的基础上写的《论十大关系》,总结了我国进行经济建设、特别是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经验,并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提出了一条跟苏联不同的工业化道路,围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基本点,在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措施。同时,中共中央还提出了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的政策,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革技术落后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的号召。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在上述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要以国营与集体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为补充等设想,计划生产为主体,按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体,由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为补充,对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新经济体制作了开创性的探索。

    二、坚定不移地保持党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一直没有放松争取和巩固党的领导权的斗争,对于如何在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如何尽可能广泛地组织、团结群众,把领导权扩展到国家生活的一切领域;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以及实现、坚持党的领导需要具备哪些基本条件等问题,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作了创造性的回答。
    (一)正确处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在又联合又斗争的过程中争取领导权。
    毛泽东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决不会拱手让出领导权,在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始终未放松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大革命后期,党内在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上,主要倾向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毛泽东就一再告诫全党不仅不能忘记官僚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敌人,同时也要时常提防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在同情,参与革命时,扰乱我们的阵线。土地革命后期,主要倾向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限制了革命力量的扩大,从而也就限制了党的领导权的扩大。毛译东又指出,如果我们否认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内主要矛盾大变化时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那也就取消了至少也减轻了我们对于争取领导权的任务。1937年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在共产党内有些人特别是从共产国际回来的王明等人,幻想主要依靠国民党抗战,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要把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毛泽东在国共合作之初就看到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将更为尖锐严重。他指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呢?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是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这是原则分歧,忘记了这个原则性,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了无原则的地位。所以,“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所谓独立自主原则,就是在统一战线中,实行既统一,又独立: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实行自己的政治路线,坚持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放手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力量,领导人民坚持全面抗战。这一原则的提出和坚持,其实质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根据这一原则,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所谓联合,就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尽量支持国民党内外的爱国力量,使国民党留在抗日统一战线内。所谓斗争,就是坚决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放手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势力,对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按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予以回击,反对无原则地退让妥协,以斗争求团结,并从精神上、工作上作好应付顽固派发动完全破坏统一战线的突然事变的准备。这些策略原则的坚持,使抗日统一战线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通过这一统一战线,共产党不仅把广大工农群众吸引到了自己周围,而且团结了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海外华侨,乃至一部分地主买办阶级,使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起了政治领导作用。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在取得全国政权后,仍要注意同不拿枪的敌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作公开的或隐蔽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否则,就不能维持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的领导地位得到宪法的确认,但这并不意味着领导权问题就已彻底解决。毛泽东提出要把是坚持、巩固还是消弱、取消党的领导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区别大是大非的两大标准之一,这一思想对于保证国家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维护全国政治、社会的稳定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
    (二)党的领导的实质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毛泽东一贯认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这种历史创造活动不可能自发地进行,需要有坚定正确的领导。脱离党的领导,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只有党的正确领导与党悟的广大群众相结合,才是克敌致胜和实现伟大艰巨的建设任务的决定因素。早在党的幼年时期,他就明确指出,党是群众的向导,它在革命中的职责就是把群众引上正确的道路。这种依据唯物史观对领导内涵的科学界定,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全部领导活动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毛泽东领导思想整个体系的理论基石。
    毛泽东于1929年就明确指出:党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具,其职责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帮助群众建立政权。1938年他又说:“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其全部作用是当群众还没有自觉时,启发群众自觉,当群众有了自觉后,指导群众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中,应该到处是,也只能是人民群众的引导者和向导,而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代替人民群众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的领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
    领导就是服务。这首先体现为自觉的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毛泽东指出:“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有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领导就是服务,也体现为要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人民群众。一是要平等待人。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调是否真心实意的以平等态度对待被领导的群众,这对于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不是方法问题,而是立场问题,感情问题。他们“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二要对人民负责。毛泽东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领导就是服务,还体现为要用正确的方法去引导群众。毛泽东说: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又说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在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为了充分动员群众,而不是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必须使党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群众知道”。总之,所谓引导,就是要“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
    (三)实现党的领导要靠党的正确政策和模范工作。
    毛泽东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又说:“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做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他认为,实现党的正确领导大体需具备四个基本条件。
    一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政策,并保证其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1937年毛泽东指出,党要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1953年,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总路线是照耀党的各项工作的灯塔。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体现了党在一个较长的革命阶段的任务和奋斗目标。它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政治基础。党关于各方面工作的具体政策,是总路线的具体化和付之实施的不可缺少的具体步骤和办法。没有总路线一总政策作为灯塔,各项工作就会陷入盲目性,而没有各项具体路线和政策作为落实的基础,总路线和总政策,就会沦为空洞口号。领导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能制定并坚持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
    二是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关系,给被领导者以物质福利。1937年毛泽东指出,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是实现党的政治领导的条件之一。1940年他又指出,争取中间势力需具备三个条件,“(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1948年他又进一步阐发说:“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
    三是党在组织上的巩固和具有坚强的战斗力。1937年毛泽东指出,实现党的政治领导的又一基本条件是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不能象资产阶级政党那样由少数政客来体现,而必须依靠整个党组织来体现。这就要求党的组织坚强、有战斗力。
    四是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要群众接受党的领导,只能靠群众自觉信服而不能靠从外部压服;而群众对党是否信服往往又是直接根据党员的形象来判定的。正由于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强调:共产党要在中国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单靠党的宣传鼓动是不够的,必须使它的一切党员在实际行动中,在每日的斗争中,表现他们是群众的领导者。只有共产党员表现出他们是无坚不破的,最活泼有生气的中国革命的先锋队,而不是宣传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圣洁的教徒”,共产党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1937年毛泽东再一次指出实现党的政治领导的又一基本条件是:党要提起自己的无限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党所指明的具体目标的模范。
    (四)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在战争环境需要高度集中统一的条件下,党、政、军、民的机构、人员、职责基本上是一元化的。即战时全力作战,战斗空隙时各自执行原来的党、政、军、民职务。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基本上形成了既统一又分工的一元化领导方式。
    抗日战争中,随着根据地的扩大,三三制政权的普遍建立,各种群众组织的迅猛发展,党、政、军、民的机构相应增多,扩大,这就远不如过去机构小、人员少时那么容易集中统一,因而迫切要求有更明确的领导方式来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毛泽东,王稼祥起草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论述了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必要性。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民主制度的实行和抗战的地区性、游击性的增大,要求每一地区活动的独立性及活动各方面的领导统一性更加扩大与增强,要求各种组织更加密切配合,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一元化。《决定》指出,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决定》根据一元化领导的原则对处理党与政、军、民;政与军、民以及军民间的关系从政策和组织原则上作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决定》指出,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具有决定意义。对于各级党委的决议、决定、指示,同级军政委员会及其政治部、政府、民众团体的党团及在其中工作的党员均需无条件执行;同时政、军、民的系统与上下级隶属关系仍旧存在。上级政府的决定、命令、法令,上级军事领导的命令、训令、上级民众团体的决定,不仅下级政府、军队、民众团体必须无条件执行,下级党委也必须无条件执行。如有不同意见,则应报告上级有关机关。下级党政军民组织对上级及中央决定、决议、命令、指示,不坚决执行,阳奉阴违,或在解决新的原则问题及按其性质不应独断的问题时,不向上级和中央请示,都是党性不纯与破坏统一的表现。《决定》还指出,一切党员和党的干部不管其执行的是政治工作、军事工作、群众工作、经济工作、技术工作、文化工作等等,都是党的工作,在党的机关中的工作,只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党务工作)。党员服从党的领导,是服从党的路线、政策、决议、决定、指示与纪律。这就是说,党员和党的干部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执行党的政策、决议、决定、指示和纪律,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的最有效的行动。《决定》还说:“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的进行反对日寇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这也就是说实现党的政治任务是统一领导的目的,一切服从政治任务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
    解放战争中,解放区迅速扩大,逐渐连成一片。全国胜利在望的形势,要求党进一步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为此,中共中央于1948年1月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以后中央又接二连三发出了关于执行这一制度的指示,严厉批评了那种把自己所管辖的地方和控制的部队看成独立王国的危险倾向,强调“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加强党对一切工作、一切部门、一切地区的统一集中领导,对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和新中国建立后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实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均发挥了重大作用。
    1962年召开的扩大中央工作会议鉴于几年来党内分散主义、本位主义有所滋长,特别强调要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会议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出发,论述了加强党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的必要性。认为政权是直接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有效的机关,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科学、文化、教育、文艺作为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紧密联系的上层建筑,给予在上层建筑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权以多方面的支持,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起着桥梁纽带作用。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必须切实加强对这些工作的领导。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并且充分肯定了通过制定各种《工作条例》,明确具体方针、政策、办法,以实现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的作法。毛泽东还多次说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不可能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就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遇到困难的时候,尤其需要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所谓“集中统一”,主要是指在全党范围内,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三、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毛泽东亲自领导革命和建设达半个世纪,积累的领导经验十分丰富。从30年代以来,毛泽东就注意不断总结领导工作经验,引导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改进领导方式、方法和作风。从而显著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水平,有力地推进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他不仅在自己的哲学、政治、军事著作中,有意识地总结领导工作经验,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还亲自起草或建议起草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专门阐明党的领导原则、方式、方法、制度的文献。这些文献及毛泽东的许多论述紧紧围绕不断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一主题,构建了相当系统的领导理论。
    七大在概括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时,对毛泽东的领导思想也作了精炼的概括。指出党在领导工作中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正确分析形势,确立正确策略,并由此而确定正确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实行正确的领导,就是要正确地了解情况,正确地抓住中心,提出任务,决定问题,正确地动员与组织群众来实行自己的决定,正确地组织群众来审查自己决定之实行的情形。毛泽东于1949年又再一次强调了解决领导方式、方法问题的重要意义,指出: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
    执政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改善党的领导问题给予了更大关注,建国初期,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以及随后进行的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和解决“五多”(任务多、会议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等项工作,都是为改善党的领导而采取的及时有效的措施。八大总结了党执政七年来的经验,指出,执政党面临艰难的任务和严峻的考验,特别需要根据执政党的特点,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并就坚持群众路线、健全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提高党员素质,改善党的组织形式和完善党的制度等几个对于改善党的领导具有关键意义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发,为执政党如何实施正确领导指明了方向。50年代末、60年代初为了解决大跃进中党的领导方法和作风方面出现的一系列不良倾向,毛泽东针对大跃进中的教训、特别是领导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对调查研究、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等问题作了更深刻的论述,亲自主持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并倡议制定了工业、商业、科技、教育等各方面的工作条例,使各级领导机关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有了比较明显的改进,党与群众的亲密关系得到了明显恢复,保证了整个国民经济在60年代中期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一)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的领导。
    1928年毛泽东首先提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1929年分别提出了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的概念。指出决定党的性质的东西,是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强调建立从中央、地方直至基层、党小组的有机的统一的组织领导关系,这些论述从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理顺党内领导关系,提高党的战斗力的高度阐明了党的领导必须是政治、思想、组织领导三者之统一。
    党的领导首先是政治领导。毛泽东于1937年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所谓政治领导就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也就是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人民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并最终争取彻底解放而斗争。抓紧思想政治领导,必须做到:注意大事,提高政治警觉性,提高理论水平,加强党内外思想斗争,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成绩。
    为了实现党的政治领导,首要条件是要制定和坚持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形成和贯彻,又要靠全党特别是党中央领导核心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有统一的了解和广泛的共识。毛泽东特别重视政治路线问题,认为它的正确与否,决定党领导的全部事业的成败,党的路线不但要使党的领导干部都知道,而且要使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都知道。
    思想领导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前提和基础。毛泽东,讲党的思想领导总是把它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同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关系联系在一起。1929年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了用马列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部队,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指明了党的思想领导的内涵。1937年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在军民中进行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即用进步的政治工作贯注进步的政治精神,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清楚地指明:党的思想领导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坚持用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就是对党员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引导党员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就是对人民群众贯注进步的政治精神,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的主张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毛泽东多次提到政治工作是军事工作、经济工作及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他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指明了思想领导是实现政治领导的前提和基础。毛泽东在解决组织问题时,总是强调做人的工作首先是做思想工作,离开思想领导,没有群众的自觉性为基础,组织领导就会沦为强迫、包办。指明了思想领导同时也是组织领导的前提和基础。
    组织领导是实现思想、政治领导的保证。毛泽东一再强调,明确政治任务之后,要从组织上切实保证,它包括: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端正组织路线;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扩大党的队伍和防止奸细混入;坚持正确的干部路线和政策;通过恰当地分配使用干部以之为骨干,组织动员党员和群众实现党的政治任务;严明党的纪律做到是非清楚、奖惩分明,以激励、督促被领导者切实完成任务等。从确保政治领导实现的角度,阐明了组织领导的意义及其内容。
    (二)领导者的责任及应遵循的主要原则。
    明确领导者的责任是实行领导的前提。领导者如果不清楚或不履行自己的职责,领导工作就抓不住要领,形不成领导。毛泽东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又说:“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加上他一再强调的贯穿于一切工作之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实际上他把领导者的责任概括成为了四个方面:第一决策,第二执行决策;第三用人;第四做政治思想工作。
    1929年毛泽东就指出: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领导过程也就是制定和实施决策的过程,决策正确与否,是能否实现正确领导的先决条件。所以,领导者的首要责任就是正确分析形势,实行科学决策。为此,要求领导者要作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依此与总任务联系,确定一个时期的任务和方针,再规定适当的口号和策略,估计前途远景;要掌握规律,了解全局,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把注意的重点放在长远利益上,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局部与全体、眼前与将来、权利与义务、消费与生产等各种利益关系;要吸引广大党员和群众参与决策,即由党员和群众提供原料和半成品,然后由领导集体起加工厂的作用,制成完成品,即拿出办法;要注意决策的连续性和创造性,既要考虑各个不同阶段上决策的前后衔接,以及同一阶段内,从总体上考虑各方面决策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保持统一性和连续性,又要注意不断地总结经验,修正完善决策,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毛泽东要求领导者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他说:“领导者的任务,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指明了领导者的又一项责任是认真推动决策的实施,即在贯彻执行决策的过程中要通过亲自办点和抓紧对下属机构、人员的检查督促,掌握情况、经验、政策、方向,及时纠正偏差,使决策真正落实。毛泽东认为组织实施决策的过程,也就是不断修正、完善决策的过程。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考验;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过程中得来的。各地所犯许多错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的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
    “用干部”是毛泽东把它与“出主意”相提并论的领导者的另一大责任。他指出,使“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也就是要围绕实现“主意”的需要,合理地调配干部,组织力量,充分发挥各方面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在“实行主意”的过程中培养、提高干部。为此,要求领导者用人时必须公道正派。
    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领导者的一项经常性的责任。各级领导亲自动手做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一再强调,领导者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而且要首先做好领导者的思想政治工作。执政以后,毛泽东反复提醒各级领导干部不要忘记这一责任。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大家搞业务,搞事务,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中央和省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同志,都要亲自出马做政治思想工作。
    领导原则,是领导活动规律的体现。中国共产党在其领导活动中坚持的基本原则,反映了党同人民群众的正确关系,划清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与剥削阶级统治、管理的原则界限。主要有以下四条:
    一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所谓坚持原则,多数情况下主要是指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毛泽东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这一论断指明,所谓正确的政治方向,主要指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代表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革命时期,正确处理阶级斗争问题,是检验政治方向是否端正的首要标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确处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是检验政治方向是否端正的首要标志。
    二是坚持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1941年毛泽东从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结合的高度阐明了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的思想。他说,“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1948年他又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
    三是坚持群众路线。毛泽东在投身社会革命之初就在对群众力量充分信任的基础上,表明了对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念。对孙中山“必须唤起民众”的思想给予了充分肯定,对群众观点的理论和群众路线的方法从多角度多侧面作了广泛阐释。1957年毛泽东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我国国家生活中的总题目,强调,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们党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
    四是坚持集体领导。1948年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起了重大的作用。
    (三)掌握领导方法,讲究领导艺术。
    毛泽东一贯强调实现正确的领导必须把提出任务与明确作法统一起来。“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20世纪50年代,为了在工作方法上求得进步,他组织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领导方法论的基本特征,是把工作方法与思想方法紧紧连在一起。他认为,领导方法,说到底是世界观、方法论的问题。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观察问题,处理问题,既是思想方法也是工作方法。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具有鲜明的党性,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思想这三大活的灵魂,也就是毛泽东领导方法论的活的灵魂。这三大灵魂又是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盲从迷信尖锐对立的,毛泽东强调:“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毛泽东的领导方法论具有丰富的内容。最能反映本质的东西,可以概括为三方面,这就是调查研究,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精练地指明了调查研究是端正思想方法改进领导方法的不二法门。只有调查所要解决问题的现状和历史,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只有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社会各阶级现在的及历史的政治经济情况,主要方法是解剖社会各阶级,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调查的技术是:开调查会作讨论式调查,提出中心问题,经过辩论,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调查对象应为深切明了情况的人;领导者要亲自作调查,要深入了解一处地方、一个问题的底里,要自己做记录。1961年党中央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犯错误的原因及其教训,毛泽东指出: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的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他要求搞个实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亲自主持起草了党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县以上党委主要负责人亲自作调查,因为他们“担负责任最重,他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否正确,是否从实际出发,最足以影响全局,他们重视了调查研究,别的同志就会跟上来。”《指示信》还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调查而调查;调查应该抱客观态度,不应该抱定一种成见下去专替自己找证据,应该发现事物的真理,不要为各种假象所蒙蔽;应该对调查材料作全面的综合和分析,不要满足孤立的、片面的、看不到事物发展规律的表面观察。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实践证明,毛泽东所一再倡导和阐明的调查研究方法,始终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功。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认识论在工作方法中的统一。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同时也是最基本的领导方法。这一论述,包括四方面的内容:一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正是他关于理论来源实践,并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得到检验和发展的思想,在工作方法上的具体化;二是正确的领导意见要见之于群众行动,必须善于使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结合起来。他说:“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三是采取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在实际工作中所经常采用的解剖麻雀、以点带面,典型示范的方法,都是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方法的具体运用;四是总结、推广经验。总结、推广经验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这是实现一般与个别结合,领导与群众结合的有效途径。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独立地、创造性地进行工作的基本方法。毛泽东说:“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极坏。”为了解决矛盾,首先要认识矛盾,所以毛泽东特别重视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他强调,研究矛盾特殊性,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作具体的分析。毛泽东要求对于复杂事物,要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不要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为此,他强调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他说,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只见局部,不见整体;所谓表面性,就是不分析事物的内在规律,抓不住本质。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为了克服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是局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
    毛泽东对领导艺术的意义及其运用作了极为深刻而广泛的论述。在他的军事著作中多次指出,指挥艺术运用得当,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就能凭着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上的舞台,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领导艺术是领导者运用领导理论的切身体验。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毛泽东反复阐明的领导艺术,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抓住主要矛盾,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毛泽东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又说:领导人员依据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种领导艺术,通常被简洁地概括为抓住中心,带动全盘,保证重点,照顾一般,注意综合平衡。
    二是照顾多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毛泽东的领导艺术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和同盟者一道干,毛泽东强调,当多数群众还不觉悟时,切不可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而要善于等待,耐心启发。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强调要爱惜群众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在对敌斗争中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尽可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壮大自己,孤立敌人。他说“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他又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策略思想;在《论十大关系》中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尽可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作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都体现了依靠绝大多数人的力量,团结自己,孤立敌人的思想。这一切就构成了毛泽东策略思想的基本点。
    三是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1)审时度势,力争主动。毛泽东说:灵活‘陛就是具体地表现为主动性的东西。善观风色和善择时期的聪明是不容易的,惟有虚心研究,勤于考察和思考的人们可以获得,为使灵活不变为妄动,慎重地考虑。隋况是必要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2)随机应变,善用策略。毛泽东说:“当着革命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3)在曲折迂回中前进。毛泽东认为,革命的道路总是曲折的,为了达到预定的目的,应该允许必要的让步、妥协、退却。他说:“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4)从最坏处着想,朝最好处努力。毛泽东说:“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5)针锋相对,敢于斗争。毛泽东认为,在事关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就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尽管在国共两党军事力量的对比上,我党处于明显劣势,毛泽东仍然针对蒋介石的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反动方针,强调: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如果我们打不赢,不怪天也不怪地,只怪自己没有打赢。但是谁要想轻轻易易地把人民已经得到的权利抢去或骗去,那是办不到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正是这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胆略的胜利。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这就是被毛泽东提到了无产阶级党性高度的高超的领导艺术。
    四是巧妙而及时地提出口号。毛泽东十分重视口号的作用,1929年他在《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中说: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又要依不同的时间制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
    (四)增强领导者的修养,提高领导者的素质。
    1937年毛泽东从实现党的政治任务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要求出发,阐明了加强领导者修养的重要性及对领导者素质的要求。他说: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有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毛泽东认为领导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主要有:
    一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毛泽东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两百个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实际的而不是空洞的,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他还说: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
    二注意思想意识修养。毛泽东认为思想意识修养的集中表现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人民的人”。
    三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和专业知识。毛泽东号召党员要像白求恩那样,对技术精益求精。新中国建立前后,毛泽东更是一再号召党的领导干部学会领导经济,指出各行各业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四注重纪律修养。我们党历来要求任何领导干部不管他资历多高,功劳多大,都必须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而不能成为脱离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划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划与纪律的决定》对包括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内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应当遵守的纪律作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各级委员会的委员、代表会的代表无条件地执行该委员会和该代表会的决定,如有意见分歧,除提请该委员会或代表会再议或向上级党委申诉外,不得在党内党外对任何人发表与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未经党委授权不得以党委名义向党外发表言论与文件;不得向党内党外任何人泄露党委内部活动的机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的执行,成为一切党员和干部的模范。
    五保持良好的领导作风。优良的领导作风是党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它是党性纯正的外在表现;领导作风端正,不仅能使被领导者心甘情愿地服从领导,满腔热情地完成领导者交给的任务,还可以带动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毛泽东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
    为了提高领导者的素质,领导干部要自觉的加强修养,党组织要加强教育、帮助、监督。毛泽东主张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克服自由主义的倾向,以提高全党的素质。革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和修养,对于每一个党员都是重要的,而在取得政权以后更为重要。我们共产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中国社会中产生的。每个党员都是从中国社会中来的,并且今天还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还经常和这个社会中一切不好的东西接触。不论是无产阶级或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不论是老党员或是新党员,都会或多或少地带有旧社会的思想意识和习惯,这是不奇怪的。为了保持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纯洁性,提高我们的革命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一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保持崇高的理想情操;旺盛的学习热情,良好的工作作风,健康的精神面貌,始终在人民群众中发挥表率作用。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700期,摘自《政治战略家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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