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靓女嫁给叫化子”——国企民营化均衡模型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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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靓女嫁给叫化子”——国企民营化均衡模型不能成立


余 斌 

    

    发表于《经济研究》2003年第9期的刘小玄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一文,获得了第十一届(200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刘小玄在文中自称,该文是来自于中国近年来实行民营化改制实践的一个理论结晶,并称它能形成政策依据,用以规范和指导实践。但是,这是一篇完全不懂得均衡模型的构建,同时又完全脱离实践的论文。文中错误百出,一无是处。
    下面我们首先从该文中模型构模的问题出发,全面分析该论文中的问题。由于刘小玄认为,民营化和私有化的实质是一样的,因此,下面我们就直接用私有化来表达刘小玄的民营化。
    一、原文模型的构建(略)
    二、关于数学模型的分析(略)
    三、关于其它观点的分析下面,我们分析刘小玄在数学模型之外存在的问题。
                            “靓女嫁给了叫化子”
    在刘小玄看来,在竞争性产业或市场,国有企业的财务利润基本上是围绕着零而波动的。为此,他甚至拿无效的回归分析模型结果来做所谓的经验分析。
    例如,他在2003年第1期《经济研究》上发表的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基础课题的主要成果之一的《中国转轨经济中的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产业绩效水平的决定因素》一文中,用调整的R平方不足0.11,从而毫无解释能力的回归模型结果来说明国有产权的负作用。又如,他在2004年第8期《经济研究》上发表《民营化改制对中国产业效率的效果分析——2001年全国普查工业数据的分析》一文中,用不能成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及不适当的变量选择来说明所谓的国有企业对于效率具有明显的负作用。再如,他与陆挺在2005年第6期《经济研究》上发表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B类重点项目的研究成果的《企业改制模式和改制绩效——基于企业数据调查的经验分析》一文中,混淆单位根过程数据与非单位根过程数据,用不能成立的检验参数和R平方极低的不能成立的回归模型,得出所谓的向私有产权方向改制的企业效率得到显著提高。
    按照他的这些观点,国有企业应当全是丑女才对。但是,一方面,如果国有企业全是丑女,那么,怎么会嫁得出去?另一方面,刘小玄在他与陆挺合写的上述文章中还是承认“优质的企业可能先被私有化,即所谓‘靓女先嫁’”。
    如果嫁出去的是靓女,那么,这些靓女嫁给了谁?刘小玄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这篇论文中把私有化特指为主要由经营者购买企业控制权或所有权的方式。也就是说,这些靓女嫁给了国有企业的原经营者。而且刘小玄威胁说,“对原经营者进行强迫改制,包办代替,拔苗助长,都会导致改制的失败”。但他又自相矛盾地说,“识别企业家的最简单方式就是根据企业效率,能够在过去持续创造较好效率的经营者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内部还是外部,大都能成为未来成功的企业家。……企业改制……不是为那种不创造价值的投机者提供温床。”既然国有企业的财务利润基本上是围绕着零而波动的,既然国有企业对于效率具有明显的负作用,那么国有企业中又哪里会有能够在过去持续创造较好效率的经营者呢?这些原经营者怎么能够证明他们不是那种不创造价值的投机者呢?
    虽然刘小玄认为,其模型同样适合于外部企业家购并的私有化改制,但是我们从刘小玄前面的模型的设定中注意到,这些原经营者和外部企业家并没有付出任何真金白银来购买国有企业的控制权或所有权,加上原经营者并没有在国有企业的业绩中表现出创造价值的能力,那么刘小玄主张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无异于将靓女嫁给两手空空的叫化子。
    进一步说,如果承认国有企业存在能够在过去持续创造较好效率的经营者,从而竞争性的国有企业业绩优良,那么就必须承认国有企业制度本身也是一个可行的企业制度,完全没有必要将其私有化。
                        关于政府在国有企业私有化中的作用
    刘小玄认为,政府把国有企业的产权权益关系的重组决策权下放给企业,主要由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来进行协商讨论,确定基本的改制方案,本身就是一种国有产权退出企业的姿态。那么,政府为什么会采取这样一种姿态呢?刘小玄把它归结为市场化竞争导致的国有企业收益普遍下降和风险增加的结果。但是,他却在文章的不同地方指出,国有企业存在过度的在职消费和收益分配、不合理的资本交易和消耗等。因此,国有企业收益的普遍下降到底是市场化竞争的结果,还是对企业,特别是对企业的经营者缺乏有效管理的结果,刘小玄并不清楚。如果原因主要是后者,那么政府就不应该把私有化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而应当像私营企业主那样把加强对经营者的管理,尤其是淘汰不合格的经营者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方向。
    刘小玄在考察政府的选择时,只考虑了政府在企业的收益和成本,并重点提到了政府主管官员和经营者在有较高利润率的企业中的寻租机会。他由此认为,私有化在很多情形下,并不是政府对于竞争企业的积极的首要选择,而只是一种消极无奈的选择,是无租可寻,不承担可能直接影响仕途风险下的选择。
    但是,如果他的这一分析是成立的,那么政府的行为选择只能是,靓女不嫁,只嫁丑女。这一点与其对靓女先嫁现象的承认存在明显的矛盾。实际上,如果要考虑政府主管官员和经营者的寻租行为,那么,他们不仅可以在国有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寻租,更可以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寻租。只许政府主管官员和经营者在国有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寻租,而不许他们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寻租,不仅从理论上讲不过去,而且也不符合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的一些现实情况。
    笔者曾应邀到某地举办三场经济讲座,但是,当笔者在第一场讲座中论证国有企业完全可以搞好之后,其后的两场讲座被取消了,原因是当地政府正在大力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笔者的讲座内容对当地政府的行为构成妨害。
    实际上,靓女先嫁已经充分表明,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国资委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决不是消极无奈的,而是积极“进取”的。
    最后,刘小玄的模型如果成立,那么只要把其约束条件中的政府换成所有者,民营企业也应当照此办理,即凡不是由所有者直接经营的民营企业,其所有者都应该拱手将企业转让给其经营者。但是,为什么我们在民营企业中看不到这种转让现象呢?
                                     结  论
    刘小玄为了鼓吹私有化,不惜大量罗列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理由。他不仅漠视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委托—代理问题,故意回避和歪曲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主要因素,而且滥用他完全不了解的数学工具。更有甚者,他在论文中洋洋得意地自称,其最优私有化模型来自对于大量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对现实经济进行合理和高度抽象的结果。
    然而,我们在前面的分析已经充分表明,他的这篇《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是一篇既不符合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又不符合数学模型规则的不能成立的论文。这样一篇论文能够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倘若孙冶方在天之灵有知,恐怕会是欲哭无泪吧?
    实际上,单纯从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来看,其均衡模型是完全可以构建出来的,尽管刘小玄没有能力构建这样的模型。但是,这样的模型并不能说明国有企业私有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因为它充其量只不过分析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交易过程,而不可能从企业管理的根本问题中分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
   (《环球视野》选自网上文章。《不能成立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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