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多家跨国公司左右美国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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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多家跨国公司左右美国的外交政策


魏文编译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外交委员会就是美国国务院的咨询机构。在每次发生的冲突中由它根据其成员的利益决定美国的战争目标,对此不存在任何“民主的控制”。同时历史上它还参与起草官方的文件,在它认为需要的时候谴责过去的错误,制造一个形象。这个委员会由美国200多家跨国公司提供资金,拥有4200多名成员,多数美国政府的领导人就是从这些成员中选择的。这些商务上的“精英们”采取协商一致和秘密的方式制定美国的外交政策。
    在一次关于现实问题的电视节目中,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要求在职的部长们与前任进行一次比赛,看他们在一次新的恐怖袭击发生时会做出何种反应。为了重建现实的条件,外交委员会的领导人对当局提供帮助,直接为他们咨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间,威尔逊总统任命进步记者李普曼为副国务卿,负责组建一个由125名高水平的大学稳定学者组成的团体,以便研究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世界上推广自由主义的机会。李普曼与总统的特别顾问豪斯密切合作,最后提出了名为《战争的目标和它所需要的和平条款》的报告。这份报告成为威尔逊总统有名的14点的基础。这位总统经常强调“为人类做好事而又不考虑人类”是理想主义的,反对“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担心重要的原则”的现实主义。 实际上,威尔逊那时同时在做两件事情:想扩大民主,但保留侵略墨西哥或呑并海地的权利。现在美国新保守派援引了这一传统:想在大中东推销“民主化”,同时开始轰炸阿富汗和伊拉克。
    在停战其间,威尔逊到欧洲参加凡尔赛和平会议,由5名直接的合作者陪同,其中之一就是豪斯上校,他同时带去了23名秘密团体的成员。美国代表团将它的工作方法强加给它的伙伴:在确定什么是和平之前,不讨论各个国家的和平条约。它的意图是让伙伴承认美国的观念,这后来叫做“全球化”:一个对贸易开放的世界,没有海关,也没有规则,一个预防战争的“多国家的社会”。这项计划由欧洲人进行广泛的修改,最后被美国国会拒绝,议员们不赞同威尔逊的计划。在和平会议之外,英国和美国的代表团决定建立一个两国的研究院,继续进行秘密团体的工作,以便帮助两国政府共同确定它们长期的外交政策。同意这个英美两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所由两个自治的部分组成,一个在伦敦,另一个在纽约。但是,国务卿鲁特自己建立了一个外交委员会。此人曾对古巴、圣多明各和洪都拉斯进行干涉,竟然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协会集合了一百多名知名人士,但实际上没有发挥作用。因此秘密团体与该委员会合并,组成一个该研究所的美国分部。而英国人则建立了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
    这个外交委员会发挥着传统的思想库的作用,它要求个人提供研究的作品,但是从来不透露作者的身份。这个机构只吸收本国的男性公民加入,出版《外交》刊物。在两次世界大战其间,该委员会在纽约的成员从300人增加到663人。所选择的人员代表着所有的政治倾向,当然孤立主义者除外。
    外交委员会由私人机构慷慨解囊资助,而不是由它提供咨询的联邦国家拨款。在国内其他8个大城市也建立了类似的机构。在30年代末,外交委员会对日本军国主义和纳粹德国应当采取何种态度发生分歧。最后的结果是委员会的主任阿姆斯特朗和秘书杜勒斯发表了一本有名的小册子《中立是可能的吗?》外交委员会从1939年开始,即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参战的前两年,外交委员会开始对战争的目标进行紧张的工作,它的专家们继续工作到战争结束。在美国国务院的主持下,一百多名大学的研究人员起草了包括682份备忘录的《战争与和平的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为这些学者提供了35万美元的资助,它们成为召开建立联合国的顿巴顿会议和旧金山会议的基础文件。战争结束时,杜勒斯被选为外交委员会的主任,外交委员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由杜鲁门政府出钱对战争进行总结。许多历史学家对一个与联邦政府有联系的私人俱乐部垄断对历史的研究提出抗议。实际上,外交委员会是唯一能够看到政府档案的机构,可以书写一部官方的历史而不怕别人反对。这个委员会的人数迅速增加,很快便达到上千人。为了使研究工作覆盖所有的社会阶层,委员会的负责人决定吸收并不那么有钱的工会领导人参加。
    美国在冷战中的战略也是由外交委员会制定的,《外交》杂志公布了一篇匿名的文章《苏维埃行为的根源》。实际上,这是美国驻苏联大使肯南从莫斯科回国后写的一篇对苏联政权的分析。文章说共产主义“在本质上扩张主义的”,认为不要多久它就会成为比德意志第三帝国更加严重的威胁。当时很多人错误地认为这篇文章等于宣布美国将对苏联发动一次军事进攻。无论如何,杜鲁门总统让肯南负责起草国家安全协议,规定建立秘密的国家机构,在和平时期它就是各军种之间的参谋部、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与此同时,外交委员会的成员被安排在这些联邦国家秘密机构的负责岗位上,如艾奇逊、波伦、哈里曼、洛弗特和麦克洛等。这些秘密机构也利用外交委员会避免在知识界精英们回到孤立主义的任何可能,动员他们为“马歇尔计划”效劳。
    50年代,外交委员会研究核理论,在1954年和1955年建立了相应的工作小组。会议文件的起草者是与军工集团接近的大学学者基辛格。在1964年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以后,外交委员会开始研究中国,建议对中国执行一项“开放”的政策,后来这一建议被尼克松采纳,在《外交》杂志上宣布了这一政策。后来由基辛格负责实施,他成了尼克松总统的国务卿。在这个时期基金会收容了一些捐款人,如聘用了有名的学者布热津斯基和豪弗曼。在越南战争结束时,外交委员会进行了一些历史性的研究,22名高水平的人士对此发表了一部官方的历史。如同在1945年一样,这些美国的精英们自己决定哪些罪行是应当承认和赦免的,哪些罪行是可以隐瞒的,因此应当被遗忘。他们为尼克松辟谣,假装从过去吸取教训,希望再次表明其意愿。
    1970年曼哈顿银行的戴维•洛克菲勒成为外交委员会的主任,他胆怯地使基金会向女士开放,吸收了年轻的女性。建立了一个执行主任的职务,由卡特政府的前国务卿万斯担任,之后建立了一个国际商务委员会,在法国和加拿大都有代表。在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外交委员会确定了国家新的政治路线,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哈廷顿的文章《文明的冲突》。
    现在外交委员会由哈斯主持,他曾是前总统老布什的外交顾问,后来成为小布什政府的国务卿鲍威尔的助手。他被认为是现任国务卿赖斯的导师之一。委员会的主席帕特森是一个接近布什家族的银行家。每年有200多家跨国公司向外交委员会提供700多万美元的资金,它现在有4200名成员,聘用50名研究人员。它出版的《外交》杂志在世界上发行12.5万份。在60年的漫长时间里,外交委员会制定了美国国务院长期的战略,而且在美国知识界的精英内部对此达成一致,只有那些孤立主义者被排除在外。在美国卷入的各地的冲突中,这个委员会为了它的成员的利益确定了战争的目标和政策。根据克劳斯维茨的说法,在这个制度中,战争不是“政治的另外形式的继续”,而是“自由市场的继续”。与此同时,美国的战争政策和战略则由兰德公司确定,它是美国国防部的咨询机构。外交委员会也撰写美国国家的历史,这样的历史鼓吹美国的干涉主义,否认美国给世界上其他国家带来的灾难。外交委员会还帮助向外国的领导人出口美国的政治模式供他们选择。
    (摘译自2005年8月31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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